论这个报告稿。到会的有周恩来、朱德、陈云、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李维汉、胡乔木等，周恩来代表国务院介绍有关冒进情况，半年来经济建设所引起的种种矛盾和不平衡问题，提出继续削减开支，压缩基本建设经费的意见。会议决定制止急躁冒进，提出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决定制止冒进，压缩高指标，基本建设该下马的要立即下马。6月10日，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确认了4日中央会议的决定。这期间，周恩来在他主持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再一次强调：右倾保守应该反对，急躁冒进现在也有了反映。这次人民代表大会上要有这两条战线的斗争，既反对保守，也反对冒进。

    为了使反冒进引起全党全民的重视，《人民日报》6月20日发表了《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社论用了1/4的篇幅，详述了急躁冒进的主要表现，指出“急躁情绪所以成为严重的问题，是因为它不但是存在在下面干部中，而且首先存在在上面各系统的领导干部中，下面的急躁冒进有很多就是上面逼出来的”。

    10月间，根据中共“八大”通过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国务院召开会议研究制订1957年计划，足足用了将近一个月时间。会议经过认真调查研究，进行综合平衡，大家一致同意较大地压缩了基本建设规模，拟定了1957年的国民经济计划。11月，周恩来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说：今年的情况，生产是有成绩的，肯定的，指标一般恰当，也有安排不恰当的，如双轮双铧犁就多了。1956年的计划总的说是打冒了，财政赤字有20到30亿元。钱主要是基建用多了。1955年基建投资82亿元，1956年140亿元，增长太快，各方面都紧张，重点没有保证，大家抢器材，应该用的没有，不该用的用了。1957年的计划应在“保证重点、适当收缩”的方针下考虑安排。在制订1957年基本建设投资计划时，建委提的是120亿元，各地报数则至少要150亿元。薄一波在订计划时随时向周恩来、陈云请示。周恩来主张要少，感到120亿还多了。1957年1月，周恩来出访巴基斯坦，陈云到机场送行回来，就打电话给薄一波说：总理上飞机时同我讲了三次，要我转告你，基建投资不能超过100亿。薄一波听成为110亿，就按此作了决定。

    周恩来反对急躁冒进是很坚决的。他认为中国的经济建设是能够快于资本主义的，但是仍是需要长期努力的。他一再讲，必须根据可能，建立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计算生产潜力的时候，除了人力条件外．还必须考虑到物质等其他条件。由于1956年反对了冒进，1957年的经济建设，成为新中国成立后效益最好的年份之一。如果照此下去，中国国民经济就可能持久地沿着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综合平衡的轨道发展。

    1957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批评了1956年纠正冒进的正确方针，说反冒进扫掉了多、快、好、省，这是“右倾”，是“促退”，是向群众泼冷水，打击积极性。一个月后，毛泽东亲自审阅批发了11月13日《人民日报》题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xdx潮》的社论。社论公开指责1956年反冒进，号召人们批判所谓右倾保守思想。1958年1月11日到22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有部分中共中央领导人和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的南宁会议。会上，他以反对分散主义为话题批评了国务院的工作后，又尖锐地批评了反冒进的“错误”，说反冒进使6亿人民泄了气，这是方针性错误。他说，右派的进攻，把一些同志抛到和右派差不多的边缘，只剩50米远了。

    南宁会议召开时，周恩来在北京正忙于接待也门共和国太子巴德尔。13日，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