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an class="center">邓述义（中国驻印军独立战车第五营士兵）

    我老家在湖北武汉。1938年武汉沦陷，我随父亲迁移到陪都重庆。由于父亲是武汉裕华纱厂老板，家庭条件自然比一般人家优越。但是战火之下，人人都无安全感可言。那时的重庆也时时被日机轰炸， 在一次大轰炸中，三姨妈一家全被炸死了，只剩下大表妹穿着孝服住在我们家。我没有见过死人，但见到了大表妹心酸的泪水！躲在防空洞里的人也并不安全。我记得有一回，日机炸了好久也没离去，防空洞里闷死了好多人。听拉车的佣人说，收拾尸体时，光是金表之类的金银细软就装了好几大箩筐！尸体埋在河边上，涨水时一冲，就顺江而下，江面上满是死人！

    我那时正在位于重庆南岸黄角垭的博学中学念高三，家里的纱厂时时成为日本人的轰炸目标。重庆如若不保，再往哪里退？！中华大地上再也没有第二个地方可以容纳和养活那么多的人了！

    1943年12月，我和好友卢乐礼（北方沦陷区人）在他叔叔处（他叔叔为当时国民党军医处中将处长，熟悉参军的情况）摸清状况后，径直到军事委员会的一个机关，向卫兵讲明来意，要求见长官。不久，一名上校接待了我们。同我们谈了许久之后，拿出本子让我们先登记。我抢先写上了自己的名字，成为战时陪都第一个报名参军的学生。

    那时国内还未提倡学生参军。学生是国家未来的栋梁，战争过后，还需要人来建设家乡。学生如若从军，战后谁来重振中华呢？但祖国已到了生死存亡的边缘，很快，报上刊出了大幅的头条，让学生们响应号召从军抗日！一时间，投笔从戎的热潮席卷了山城。母亲整日在家哭泣，父亲和校长不时相劝，但我的心已经飞向了印度。

    1944年元月，我们终于出发了！在昆明的机场里，美军重新安排了一次体检。美籍医官全是笑呵呵的，他们发给每个人一张体检表。检查完一项，若是合格则在对应栏内用铅笔画上个勾。我在行军途中患了角膜炎，两只眼睛红红的，当然检查不合格！怎么办呢？难到要在这里打回票么？想了一下，我撒腿就往机场外跑，找到文具店，抓起铅笔画了一个勾。勾是有了，但体检也近尾声。正着急时，过了关的同学都喜滋滋地出来了。我发现他们的手臂上均印有一个蓝色的表示合格的图章，灵机一动，拉过一位同学油迹未干的手臂紧紧一靠，我也就成了合格者了！虽然字迹全是反的，但也没人注意，我就这样上了飞机。

    抵达印度后，分到比哈尔邦的兰姆伽接受军训的我，被编入驻印军独立战车第五营。在各种科目的不同训练中，印象最深刻的，要数在通信学校学习无线收发报的那12周了。班上的同学来自各个营部，文化程度参差不齐。多数人根本不懂英文，还需要从ABC教起。第一节课下来，美国教官就吃不消了，苦着一张脸把这重担交给了翻译官。第二节课下来，翻译官也吃不消了！见我英文还勉强过得去，他干脆把这担子移交给了我！

    我辛苦了10天，终于有了成效，原本连ABC都弄不清楚的同学终于能识得简单的英文单词了！课程得以顺利进行。美国教官就同我比较熟了。他们俩都是20来岁的军士，一个是络腮胡illiam-Slider；一个是大个子henry-Camp。络腮胡看我圆满地完成了教授字母的任务后，高兴地送给我两盒“Pall Mall”双狮滤嘴香烟，俨然成了好朋友。课间的时候，也就常常坐在一起聊天。虽然我的英语有些蹩脚，连比带划竟也达到了交流的目的。大家都希望战争快些结束。同样都是学生参军，他们的军饷是每月100多美元，花不完的就寄回家。而我一个月却只有24个卢比（折合6美元），有时还得靠家里接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