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干，不愿意干也可以回家，把枪带过去还有奖励。”

    在小卖铺老板的宣传下，马骏和战友们有了去当八路军的想法。

    不过几个年轻人的保密工作做得并不好。被发现以后，一个小队长带着3个人来到了马骏站岗的岗楼，用枪指在他和战友的脑袋上。

    投奔八路的计划失败了，被捕后的马骏等人被扔上船，驶向刘公岛监狱的方向。在船舱里，马骏和战友们都商量好了，谁也不能说自己想当八路军，统一口径说是因为吃不饱，所以不想干了，想回家。马骏说：“到刘公岛过堂就问我们，大家都是这一个口径，虽然受刑了，但也挺着不说，说了就死了。”

    马骏不知道，在他朝着光明奋勇前进而又不幸落难的时候，整个伪军内部也在发生着寂静而又不容忽视的变动，只等被激化的一刻的到来。

    共产党在伪军内部的思想渗透，像马骏一样的年轻战士的思想动摇，再加上伪军本身成员复杂，整个伪军的思想支离破碎，严重影响了伪军的战斗力。面对这些问题，日军加紧了对伪军的思想控制。

    1940年，汪精卫在宣传中日亲善的演讲中说：现在共忧患，将来才能够共安乐，我在新年的时候高呼：新国运动万岁！新东亚建设万岁！中国自由平等万岁！东亚解放万岁！

    施亚夫说：“实际上不可能共荣，因为根本没有平等，在战场上，日本人的营长指挥我们的团长，这就根本没办法平等。”

    实际上，日军和伪军不仅不能达到平等，甚至对伪军相当残忍。易庆明在和日军的一次正面冲突中见识了日本人对待伪军有多残忍。老人回忆说，日本人作战不要伤兵，只要是负了伤、走不动的，他们就把汽油淋到伤兵身上，点燃了烧死。他曾亲眼看到一个伤兵向日本军官跪地求饶，大声喊：“太君，太君，我还能够打支那兵，你就别烧我。”

    日军对待伪军的残忍高压政策，让很多伪军士兵都无法忍受，而这恰恰给共产党创造了有利的机会。新四军战士陈海峰的主要工作是争取白皮红心的维持会长。“白皮红心”是一种比喻说法，白皮指的是表面上忠于国民党，红心指的是内在倾向于共产党。那时候，能够争取的人就争取过来做两面派，陈海峰说：“我们教育他们，不管对待日本鬼子是白的还是黑的，但心应该是红的，大家都是中国人。争取过来以后，他们主要在日本鬼子那里，但是他们给我们送情报，敌人在哪里增加部队了，日本鬼子最近要扫荡，准备调多少部队来，扫荡哪些地方。我们就都知道了，就可以准备了。”

    1944年11月5日，刘公岛上的汪伪海军，因不满日军欺压和差别待遇，在练兵营卫兵队少尉队长郑道济、上士班长连城等人的带领下起义。此时蹲在监狱里的马骏，趁机逃了出来，投奔八路军，他终于找到了共产党的队伍。马骏回忆说：“起义完了，我们逃出来以后，连城告诉我们，如果这次不起义，不把我们弄出来，我们几个人就被枪毙了。我们这才知道，原来自己是要被枪毙的。我们几个人捡了条小命。”

    马骏到了根据地以后就开始学习，教导员每天早晨讲共产主义。教导员告诉他，共产主义实际上有许多内容和“三民主义”是一样的，“三民主义”讲民族、民权、民生，共产主义也讲为人民服务，建设社会主义，进一步世界大同。马骏说：“我们慢慢地学，学这些道理，最后就通了。”改编后的马骏成了真正的八路军，他随着部队辗转到东北，解放了一座座城市，马骏自己也由一名班长，成长为新中国抚顺舰的舰长。

    一直潜伏在伪军内部的施亚夫除了做情报工作，还暗中发展壮大着自己的队伍，比马骏起义更早的时候，施亚夫接到新四军第一师副师长叶飞的命令，定于1944年1月11日起义，但就在原定起义日期的前一周，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