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名友人，年过半百，真实不打折扣地经历了整整半个世纪的现实艰难人生，他喜欢两手一摊，带着一种世故、世故堆积出来的洞见、洞见之后必然的无奈、无奈多了衍生的豁达，说：“没办法，事实就是这样。”

    听久了，我难免会想，事实真的一定非这样子不可吗？

    如果事实只是这样子，那托尔斯泰的小说早在一百年前就已然客观存在，是一种没被更动过的事实如此，那为什么这一个世纪来虽不至于到言人人殊的地步，但确实也不断有新的洞见、感受、诠释和主张呢？

    或者，我们该抬头看看我们头顶上这颗也照好人也照歹人的老太阳。这家伙更是打人类出现在这个行星以来就已然客观存在、没改变过（就算它其实一直在燃烧改变也非我们肉眼可能察觉）的事实如此，但为什么有人看到的是神、是金马车、是乌鸦、是嵌在天顶一颗最灿亮的宝石，是绕着我们自强不息的忠实谦卑星球，是宇宙的中心，是广漠无垠星空的一粒微尘呢？

    所以说，事实极可能不是非这样子那样子不可。这里，我们暂且不进入“你看到的绿色是不是和我看到的绿色一模一样？”这类麻烦的认识论问题，我们想说的只是，“事实”通常太庞大了，太多面了，而且往往自我矛盾不成秩序，你看它的位置或角度不同，追问它不一样的问题，往往就会得到不尽相同、甚至完全背反的另一种“事实”。

    好，我们继续来看米涅·渥特丝，以及她迥异于前人的新古典推理走向。

    左下方的人

    《女雕刻家》，就是这本书彻底打挂了美国人，拿下该年爱伦·坡奖年度最佳小说——看过书的人不难知道为什么，这本书长得极像美国当代著名的惊悚小说及电影，是推理小说中一记结实有劲、可应声击倒人的punch。

    上一回的《冰屋》，我们谈到了渥特丝放弃了固定的侦探，从而争得一种个别且重新凝视不同罪案的自由。得到这种自由，她凝视罪案的位置和角度也就灵活起来，有所改变，从而，老伦敦的罪案也就呈现出不一样的长相、内容和意思。

    如果一定要用简单的话来讲渥特丝的不同位置和角度，那我个人会说，她是从左下方看的——就社会阶层和财富地位来说，是下方；就政治光谱和社会主张来看，是左边。我们都晓得，欧洲从工业革命前后以降，这个“下方”和“左边”一直有着趋于同一的倾向，很多时候它们只分别代表着不同的面向而已。

    在《冰屋》一书中，渥特丝通过两个人的眼睛来看这个罪案和世界，一个是阶层并不高且满心愤世嫉俗（左边的标示之一）的警佐，一个则干脆就是个“女性主义者、左翼分子兼前共产党员”的激进女性。在《女雕刻家》中，女性的角色稍稍提升也缓和了些，成了个满心正义感的年轻女作家，但男警察的角色却往下探底，成为一个退职的、充满不安全感和攻击性的前警员，并加上一个肥胖、凶暴但聪明绝顶的弑母杀妹女凶手。在她的第五本书《回声》中，则整部小说转入了无家可归的流浪汉世界，负责探入并揭示的，则是左派杂志编辑出身、极不得志屈身在煽情小报混生活的男记者。

    这些人，当然和过往古典推理那些习惯住右边楼上的福尔摩斯、波洛、布朗神父、温西爵士等大不相同。

    3%的失业率

    有关这上下景观有差异，我们知道，但通常会是怎么个差异法呢？这里我们来举个例子，或说是做个类比——近些年台湾失业率的攀高似乎一直有蠢蠢欲动的迹象，我们就拿这个来试试好了。

    让我们设定失业率为3%，一个稍微暧昧的数字。

    3%失业率，就习惯宏观的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来看，尽管有着警讯，但并非什么大不了的状况，因为这不仅仍在整体经济的“可容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