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塔尔用一种好胜的语气问：“一个特洛斯凯伊特怎么会变虔诚呢？这根本不符合逻辑！”

    “我亲爱的朋友，你应该听说过马克思的名言改变世界吧？”

    “当然。”

    尚塔尔靠窗坐在他们公司年纪最大的同事对面，一位文雅的，手指上戴满戒指的夫人。在她旁边，赖拉正继续着：“唔，我们这个世纪只让一件模糊不清的事变清楚了，人不能改变世界，永远也不能。这是我作为一名革命者从我的亲身经历中得出的最终结论，一个被每个人理所当然，心照不宣地接受了的结论。但还有另外一个，更深刻的结论。这一个是有关神学的。它说：人类没有权力改变上帝所创造的世界。我们必须无条件地服从他的指令。”

    尚塔尔开心地看着他：他不像一个给他们上课的人，倒像是一个煽动者。这就是尚塔尔喜欢他的地方：他用这种冷嘲热讽的语气所做的一切就是一种对好莱坞传统的改革或是标新立异的一种挑衅。他总是用上那种语气，即使他在叙述一件最传统的事实。而且，当它们有能力的时候，这些最传统的事实（“把资产阶级送上绞刑架！”）会不会变成现实呢？传统可以变成墨守成规，墨守成规的可以变成传统，这都是一眨眼功夫发生的。重要的是走到每一种情况的极端的决定。尚塔尔想象赖拉在1968年的学生风潮中，在动乱大会上，用他充满智慧的，逻辑的，冷嘲热讽的风格滔滔不绝地宣扬着格言：常规性的反抗注定要失败；资产阶级没有权力存在下去，工人阶级不懂的艺术应该消失，为资产阶级的兴趣服务的科学是没有价值的，教这些的人必须被赶出大学，对敌人没有自由可讲。他提出的主张越荒谬，他就越是引以为荣，因为从没有意义的观点中提炼出富有逻辑的意义需要有超群的智慧。

    尚塔尔回答道：“好吧，我同意，一切改变都是有害的。那么，我们就有义务来保护这个世界不被改变。唉，但这个世界根本就不能停止它疯狂的改变……”

    “……而人只是一种工具，”赖拉打断了她的话，“火车机车的发明为飞机的设计播下了种子。而飞机的发明又不可避免地导致了火箭的产生。这种逻辑存在于事物本身之中，换句话说，它是上帝旨意的一部分。你可以把整个人类换成另外一种，但从自行车到火箭的变革仍然是相同的。人只不过是个操作者，而不是变革的创造者。作为一个微不足道的操作者，他并不知道他操作的意义何在。这种意义不属于我们，它只属于上帝。我们活着只是为了服从他，而他可以做一切他想做的事。”

    她闭上眼睛：一个甜蜜的字眼“杂交”在她脑中出现，并占据了她的意识。她默默地对自己念道：“杂交的念头。”这些毫无关联的观点怎么会一个接一个地在她脑中出现，就像两个情妇在同一张床上一样？在过去，这会激怒她，可今天却让她出神：她知道赖拉过去所说的和他今天所说的虽然截然不同，但这并不重要。因为两种观点同样精彩，因为所有的话和观点带着平等的价值，可以一个挨一个，躺下来，相互依惯着，爱抚着，混合着，欺骗着，拥抱着，结合着。

    一个柔柔的，有些轻微颤抖的声音从尚塔尔旁边传了过来：“但是，为什么我们要在这儿呢？为什么我们要活着呢？”

    那是坐在赖拉旁边的一位温文尔雅的夫人的声音。尚塔尔很崇敬她。尚塔尔想，赖拉现在坐在两个女人之间，他必须从中作一次选择：浪漫的，或是愤世嫉俗的。她听见那位夫人小小的申辩的声音，好像极不情愿放弃她可爱的信念，但同时（在尚塔尔的想象中）带着一种不被承认的希望，保卫着它们。她想看到它们被她圣人般的英雄所赞同。她的英雄现在向她转过头来：

    “为什么我们要活着？向上帝提供新人类。因为圣经，我亲爱的夫人，没有让我们寻找生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