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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钟书带了女儿到武昌探亲之前,1957年的5月间,在北京上大学的外甥女来我家玩,说北大的学生都贴出大字报来了。我们晚上溜出去看大字报,真的满墙都是。我们读了很惊讶。三反之后,我们直以为人都变了。原来一点没变,我们俩的思想原来很一般,比大字报上流露的还平和些。我们又惊又喜地一处处看大字报,心上大为舒畅。几年来的不自在,这回得到了安慰。人还是人。

    接下来就是领导号召鸣放了。钟书曾到中南海亲耳听到毛主席的讲话,觉得是真心诚意的号召鸣放,并未想到“引蛇出洞”。但多年后看到各种记载,听到各种论说,方知是经过长期精心策划的事,使我们对“政治”悚然畏惧。

    所内立即号召鸣放。我们认为号召的事,就是政治运动。我们对政治运动一贯地不理解。三反之后曾批判过俞平伯论《红楼梦》的“色空思想”。接下来是肃反,又是反胡风。一个个运动的次序我已记不大清楚。只记得俞平伯受批判之后,提升为一级研究员,钟书也一起提升为一级。接下来是高级知识分子受优待,出行有高级车,医疗有高级医院;接下来就是大鸣大放。

    风和日暖,鸟鸣花放,原是自然的事。一经号召,我们就警惕了。我们自从看了大字报,已经放心满意。上面只管号召“鸣放”,四面八方不断地引诱催促。我们觉得政治运动总爱走向极端。我对钟书说:“请吃饭,能不吃就不吃;情不可却,就只管吃饭不开口说话。”钟书说:“难得有一次运动不用同声附和。”我们两个不鸣也不放,说的话都正确。例如有人问,你工作觉得不自由吗?我说:“不觉得。”我说的是真话。我们沦陷上海期间,不论什么工作,只要是正当的,我都做,哪有选择的自由?有友好的记者要我鸣放。我老实说:“对不起,我不爱‘起哄’。”他们承认我向来不爱“起哄”,也就不相强。

    钟书这年初冒寒去武昌看望病父时,已感到将有风暴来临。果然,不久就发动了反右运动,大批知识分子打成右派。

    运动开始,领导说,这是“人民内部矛盾”。内部矛盾终归难免的,不足为奇。但运动结束,我们方知右派问题的严重。我们始终保持正确,运动总结时,很正确也很诚实地说“对右派言论有共鸣”,但我们并没有一言半语的右派言论,也就逃过了厄运。

    钟书只愁爹爹乱发议论。我不知我的公公是“准右派”还是“漏网右派”,反正运动结束,他已不在了。

    政治运动虽然层出不穷,钟书和我从未间断工作。他总能在工作之余偷空读书;我“以勤补拙”,尽量读我工作范围以内的书。我按照计划完成《吉尔•布拉斯》的翻译,就写一篇五万字的学术论文。记不起是1956年或1957年,我接受了三套丛书编委会交给我重译《堂•吉诃德》的任务。

    恰在反右那年的春天,我的学术论文在刊物上发表,并未引起注意。钟书1956年底完成的《宋诗选注》,1958年出版。反右之后又来了个“双反”,随后我们所内掀起了“拔白旗”运动。钟书的《宋诗选注》和我的论文都是白旗。郑振铎先生原是大“白旗”,但他因公遇难,就不再“拔”了。钟书于1958年参加翻译毛选的定稿工作。一切“拔”他的《宋诗选注》批判,都由我代领转达。后来因日本汉学家吉川幸次郎和小川环树等对这本书的推崇,也不拔了。只苦了我这面不成模样的小“白旗”,给拔下又撕得粉碎。我暗下决心,再也不写文章,从此遁入翻译。钟书笑我“借尸还魂”,我不过想借此“遁身”而已。

    许多人认为《宋诗选注》的选目欠佳。钟书承认自己对选目并不称心:要选的未能选入,不必选的都选上了。其实,在选本里,自己偏爱的诗不免割爱;钟书认为不必选的,能选出来也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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