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排得妥当周到！”

    黎鉏忙修国书一封，遣使送往鲁国，邀请鲁君是年六月于夹谷（今山东省莱芜境内）举行乘车之会，永结盟好。书中充满了溢美之词，赞扬鲁君如何善用人，如何力挽狂澜，拨乱反正，如今鲁如何大治，声震寰宇，等等。

    鲁定公头脑简单，无自知之明，读了齐侯国书，喜出望外，重赏来使，不及与“三桓”商议便欣然应允。

    事情并不像定公想的那样简单，“三桓”的意见分歧很大。有的说，齐国来书，尽是献媚鼓吹之词，可见并无实意。有的说，齐强鲁弱，且齐国向来诡计多端，突然相邀，决非善意，贸然赴会，恐为齐所挟迫。有的说，明知齐人有诈，却不能不往，不往既表示鲁不愿与齐友好，又显示了鲁国的怯懦与软弱。有的说，不去赴会，势必得罪齐国，招至干戈之祸……众说纷纭，弄得定公莫衷一是。他真懊悔自己的轻浮与冒失，然而晚矣！前次晏婴逝世，齐曾遣使赴鲁报丧，这是友好的表示，但鲁国却并未派人前往吊丧，已经失礼。如今齐侯盛情相邀，彬彬有礼，如若拒绝，再次失礼，齐则有理由刀兵问罪，岂不更糟！再说，自己业已修书与齐侯，答应如期赴会，岂可失信于诸侯！纵然是刀山火海，也得硬着头皮去闯。只是这相礼之官需认真选择，他不仅要熟知礼仪，权谋善辩，根据这次会盟的特点，更需临危不惧。只有这样，才能不失礼于对方，不失威于盟坛，关键时刻能转危为安。按照惯例，两君会盟，皆由冢宰相礼。可是季桓子年轻稚嫩，不谙世事，从未经过这样的场面，恐难当此任。最令鲁定公放心不下的，还是季桓子的胆识。五年前季平子去世时，家臣阳虎手中一柄闪着寒光的宝剑，和一只翻着白眼的羊羔，就吓得他魂飞魄散，瘫作一堆烂泥，乖乖地按阳虎的旨意订盟。如此贪生怕死的怯懦之辈，怎么能充任两君会盟的相礼？孔子司寇倒是个理想的人选，就怕季桓子嫉妒，不肯相让，闹起纠纷。

    其实，鲁定公又错了。自从孔子任大司寇之职以来，朝中诸事，季桓子俱都推给孔子办理，他自己倒落了个悠闲自在，整日花天酒地，斗鸡走狗。他虽不谙世事，却也深明陪国君会盟是个苦差事，国君在外的衣食起居，会盟时的问答礼对均由相礼负责，稍一疏忽，便有丧权辱国之危险，特别是这一次，要冒着十二分的风险。因此，不等鲁定公找他协商，他便主动进宫推让，荐举孔子为相礼。他说：“臣才疏学浅，不通礼仪，恐辱国辱君。孔大司寇博学多才，足智多谋，可当此任。”

    季桓子说出了鲁定公的心里话，这正是定公求之不得的。但他却故意为难地说：“历来两君相会，由冢宰相礼，此乃古礼，怎好推给孔大司寇充任？”

    季桓子说：“只要官为上卿，均可任相礼，并非定由冢宰担当。”

    鲁定公说：“孔大司寇一向讲的是名正言顺，冢宰在朝，他恐难受此任。”

    季桓子说：“主公可宣大司寇上朝，先委其代行相事，再命其任相礼之职，事可成矣。”

    孔子朝见已毕，定公依季氏之言委其代行相事。孔子听后，很觉意外。齐对鲁一直存有二心，如今鲁国较前振兴，齐非但不敌视，反而会盟庆贺，岂不反常！季桓子见孔子发愣，认为他不愿代劳，便说道：“孔大夫代行相事乃我久已想定，只是无时机提出。夹谷会盟之后，斯将永不任冢宰，孔大夫应为国尽力，不负国君之重托。”

    孔子知道，季桓子推脱相礼之职，不仅是为了图清闲，更是怕担风险。齐鲁两国是异姓诸侯，鲁国接受齐国的庆贺，双方尽合周礼，这叫做亲异性之举。然而这只是表面现象，齐国的真正意图恐决非如此简单。“礼”乃先祖所制，但人世沧桑几经变迁，人心变化更是莫测，以“礼”为名，行非礼之实，在当今天下已屡见不鲜。孔子在齐三年，对齐国君臣颇有所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