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易得，一将难求，这真是淮军壮大的良机！

    闽浙总督衙门的公函说的全是左宗棠的话：楚军别是一军，受朝廷节制，与湘军无关，撤军是湘军的事，楚军不过问，亦不会仿效；撤与不撤，当以朝廷下达的圣旨为断。

    曾国藩撤湘军，原本就不指望淮军和楚军效尤，这两封函札，并没有对他产生影响，倒是吉字营将官的反对和城里勇丁的胡作非为，引起他的严重不安。张运兰、萧启江来到江宁，诉说撤军的千难万难。老湘营、果字营的欠饷更为严重，官勇们扬言，朝廷若不补足饷银，他们就不离开军营。

    鲍超从闽赣边界之地飞马来江宁。他对曾国藩说，前不久赵烈文奉命表示霆军暂不撤，现在忽然又要撤了，大家都没准备，而且还有一半的欠饷未发，如何向弟兄们交代？

    淮扬水师统领黄翼升、宁国水师统领李朝斌也乘快艇前来禀报：水师官勇一贯清苦。长期在水上栖息，大部分都染上了风湿病，如今要裁撤回籍了，弟兄们提出两点要求：一是补足历年欠饷，二是发放一点伤病费，以便老了不能种田了，能有一口饭吃。曾国藩听了心里冷笑：欠饷都不能补齐，何谈伤病费！水师有伤病，陆军就没有伤病？

    湘军的裁撤是如此艰难，使两江总督一等候又一次陷于困境。但无论从哪方面来说，裁撤一事都是势在必行，决不能有丝毫动摇，也再不能像前段时期那样暂缓了。曾国藩将各种阻挡裁军的因素一一作了分析，认为无银子补足欠饷固然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湘军各个军营都有欠饷，这是事实。不过，他心里有数：这些年来，有几个勇丁不发财的！将官就更不用说了。财路来自于抢掠和打胜仗时的战利品，几两银子一个月的薪水，对他们来说实在是很次要的。决定的因素在于各级将官情绪上的抵触，是他们本身不愿意撤。撤了，他们既失去了权柄，也失去了继续发财的机会。对于这批头脑简单的武夫，道理讲得再多都是空的，起作用的只能是严刑峻法。

    严峻到哪层地步呢？曾国藩紧锁三角眉，在书房里踱步思索。突然，他想起了十年前在王衙坪接受船山后裔赠剑的席上，老岳父送给他的那首古剑铭：“轻用其芒，动即有伤，是为凶器；深藏若拙，临机取决，是为利器。”心里顿时有了主意。

    湘军建军之初，为培植严肃的军纪，曾国藩忍痛杀了金松龄，在自己人的头上，毅然动了第一刀。此事在湘军中引起极其强烈的震动，曾为早期湘军军纪的维护起了重要作用。

    但同时，曾国藩本人的心灵也很长时期深为不安，后悔自责过多次，并暗地作出决定，这种杀戮不可多用。从那以后，在自己人的面前，他将这把统帅权利之剑便深藏若拙了。现在看来，不杀个把高级将领，裁军便会推行不下去，他要临机取决，动用第二次了。

    拿谁的头颅来作号令呢？他在心里一个个排了队。反对最烈、闹得最凶的是吉字营的朱洪章、彭毓橘、刘连捷这些人，他们都是第一批冲进金陵城的大功之人，蒙受皇上天恩重赏的英雄，岂有杀他们的道理！霆军功震天下，刀也不能架在鲍超的脖子上。张运兰、萧启江都是复出初期的擎天之柱，且一向忠心耿耿，只有功劳没有过错。杀他们，等于砍自己的手脚。就这样排来排去之后，排出了一个人来，此人就是驻扎在庐州府、至今尚未来禀报的正字营统领韦俊。他觉得韦俊的头颅，是最适宜借来一用了。曾国藩并非完全是为了眼前的急需，实在地说，这些年来，他对韦俊的怀疑、戒备从来没有消除过。

    韦俊献池州府投降湘军后，曾国藩把他派到安庆前线，暗地嘱咐曾国荃把他置于与太平军作战的前沿。曾国荃对韦俊是又疑又惧，便把他安排在安庆战场的北部，专用来打太平军援救安庆的部队。一个月前还是天国的左军主将，而现在却对曾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