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郁郁回到江宁，自觉精力更衰弱了，原先一番整饬两江的宏图大愿，被捻战失利减去了大半。幕僚们纷纷反映，李鸿章一手荐拔的江苏巡抚丁日昌受贿严重，甚至公开索贿。去年苏松太道出缺，丁日昌通过仆人透出消息，谁送他端砚两方，即可补授。有个多年候补道专门托人从端州买得两块好砚送上门。丁日昌看了看，笑着说：“端砚以斧柯山出的为好，你这个还不行。”待那人真的从斧柯山再弄两方砚来时，苏松太道已放了他人。走运的这个人脑子灵活，他知道所谓“端砚两方”，其实就是“白银两万”。幕僚们很气愤：这样公开卖官鬻爵的人，还能当巡抚？

    曾国藩知丁日昌最受李鸿章赏识，而李鸿章赏识的又正是他的生财有道这一点。参劾丁日昌，就等于打击李鸿章。此时正要李鸿章把河防之策坚持下去，取得捻战胜利，为自己洗去羞辱，还能去得罪他吗？

    苏南豪门巨绅很多，经常抗租不交，历任江督、苏抚对他们都没有办法。前两年，曾国藩挟削平太平天国之威，对豪门巨绅作了些限制，抗租气焰有所收敛。这次回来后，又发现一切依旧。

    卖官的巡抚不能参劾，还谈什么惩治贪污的州县？豪门不能压制，还谈什么减漕均赋？这些都不能办，还谈什么整饬两江？曾国藩真是心灰意懒了。接着，刘蓉、郭嵩焘、曾国荃次第去位，刘长佑的直隶总督又被官文取代，海内纷传湘系人物当权的鼎盛时期已过，曾国藩愈加失意了。两江之事本可责之于三省巡抚，于是，他除督促粮饷，支援捻战前线外，其他的时间大部分用来读书作文，不多过问政事。使他略感欣慰的是，在他的身边有一批勤学上进、古文做得好的才子，其中尤以张裕钊、黎庶昌、吴汝纶、薛福成最为突出。除张裕钊稍大些外，其他三人都只二十多岁，是正堪造就的璞玉浑金。孟子说得天下一英才而教之，是人生一大乐事，曾国藩也曾把它与高声读书、劳作而后憩息三者合称为人生三乐。他想，把这几块璞玉浑金琢冶为令器美具，亦是一大成绩。

    曾国藩悉心指导他们，将自己古文写作的心得传授给他们。他曾经感于桐城古文的衰落，有志于振兴，后来厕身戎间，无暇作为，现在又老境渐侵，身心憔悴，看来靠自己的一人之力，是不能担此重任的。正如捻战的胜利要靠门生李鸿章一样，桐城古文的复兴也要靠门生辈了。昨天，他欣然读到张裕钊送来的习作《北山独游记》，精神为之一振。

    张裕钊不为山势险峻所动，独身登上北山，发出了“天下辽远殊绝之境，非克蔽志而独决于一往，不以倦而惑且惧而止者，有能诣其极者乎？”的感叹。曾国藩读后联想到自己这大半年来不求锐意进取的精神状态，也觉有愧。“后生可畏！”他心里想。

    正是初夏天气，江宁郊外风景宜人。孝陵初步修复后尚未视察过，曾国藩决定明天带着张裕钊、黎庶昌等人一同察看孝陵，同时借游山玩水的机会，给他们谈谈为文之道。

    孝陵是明太祖朱元璋和皇后马氏的陵墓，在朝阳门外钟山南麓。前几年围城时，这里是激烈的战场，陵寝周围的建筑毁损得很厉害。爱新觉罗氏从朱氏手里夺取了皇位，表面上又对朱氏以礼遇。入北京后，顺治为崇祯举行国葬。康熙、乾隆南巡时，都亲往孝陵叩谒，还特设守陵监二员，四十陵户，拨给司香田百亩。康熙还手书“治隆唐宋”四字，交与织造曹寅制匾悬于贡殿上。江宁城刚一收复，朝廷便命曾国荃亲往孝陵致祭，并令尽快修复原貌。当时因经费支绌，孝陵修复工程只得往后挪。奉命北上前夕，曾国藩将此事交给了李鸿章。

    李鸿章真是能干。一年多的时间里，孝陵也算恢复得不错了。因为总督亲来视察，今天的游客都被远远地拦开。曾国藩带着张、黎、吴、薛等人来到孝陵进口处，迎面而来的是一座高大的石坊，上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