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建树，甚至一败涂地者，盖因不识此中差别耳！”

    赵烈文不断点头称是。过一会，曾国藩感慨地说：“世上之人，其聪明才力相差都不太远，此暗则彼明，此长则彼短，在用人者审量其宜而已。山不能为大匠别生奇木，天亦不能为贤主更生异人。”

    “大哉，宰相之论也！”赵烈文不由得高声赞叹。

    “惠甫，你怎么可以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呀！”曾国藩哈哈大笑起来，心情十分快活。

    “卑职跟随大人多年，素日里听大人谈经谈史谈人物，所获甚多。有时想，若是把大人这些谈话都整理出来，刻印成书，必然对世人大有启发。”赵烈文真挚地说，他其实已悄悄地这样做了。每次和曾国藩谈话之后，他就赶紧记在当天的日记上，尽量做到不漏一句，不走一丝样，把它们原原本本地留在纸上。曾国藩多次和他谈“静”的意义。从春秋的诸子百家，谈到宋明的程朱陆王，把“静”的学问阐发得淋漓尽致，说得赵烈文如醉如痴。他于是自号能静，将书斋命名为能静居，其每天的日记也随之叫做能静居日记。这部能静居日记已记了二十年了，其中有不少曾国藩的言论。

    “惠甫，我本是一个读书做诗文的料子，谁知后来走错了路。”曾国藩今天的谈兴很高，他喝了一口茶，饶有兴致地谈起了往事。“我初服官京师，与诸名士接游，时梅伯言以古文、何子贞以学问书法皆负重名。我时时察其造诣，心独不肯下之。顾自视无所蓄积，惟有多读书而已，心中则以为异日梅、何之辈不足以相伯仲。岂料学未成而官已达，从此与簿书为伍，置诗文于高阁。咸丰二年后奉命讨贼，驰驱戎马，益发无暇为学。今日回过头来再读梅伯言之文，自觉其有过人之处，往者之见，实为少年偏激。不过，我至今心里仍不服输，若让我有时间读书，我一定要与梅伯言争个高低。”

    说罢，一副愤愤不平的认真样子。赵烈文鼓掌大笑起来，说：“人之性度不可测识，世有薄天子而好为臣下之称号者，汉之富平侯、明之镇国公①也。大人事业凌架千古，唐宋以下几无其伦，仍斤斤计较，要与寒儒一争高下，岂不与汉成帝、明武宗为一类的人！”

    曾国藩笑着说：“我讲的是实话。”

    赵烈文说：“我于此看出了大人年轻时的英发雄姿，定然不可一世，后来与洪杨争胜负，大概也出于此好胜之心。”

    “真给你说对了，惠甫。”曾国藩说，“起兵之初，亦有激而成，不仅要与洪杨争高下，也要与湖南官场争高下。初得旨为团练大臣，借居抚署，为惩办几个斗殴的兵痞，长沙绿营竟全军鼓噪入署，几为所戕。因此发愤到衡州募勇万众。那时也不过为争口气而已，不意遂有今日。真可为一笑。”说到这里，曾国藩停住了，继而又喟然叹息道：“可惜捻战无功，国家亦未中兴，平长毛这点功劳，实不足道。”

    “李中堂剿捻成功，用的就是大人的河防之策。他的胜利，就是大人的胜利。”赵烈文安慰道，“卑职想，大人募湘军，后来李中堂募淮军，与北宋韩世忠、岳飞等人募军有相似之处。当年韩、岳自成军自求饷，湘淮军的成功，实基于此。”

    “是的。”曾国藩松开握须的手，支在扶手上，将身子挺直，“大抵用兵而利权不在手，决无人应之。故我起义师以来，力求自强之道，粗能有成。”

    赵烈文笑道：“大人成则成矣，而风气则大辟蹊径。依卑职看来，大人历年辛苦，与贼战者不过十之三四，与世俗文法战者不啻十之五六。今大人一胜而天下靡然从之，恐数百年不能改此局面。一统既久，剖分之象盖已滥觞，虽是人事，亦是天意。”

    曾国藩默然良久，徐徐叹道：“我始意岂及此！成败皆气运，今日之局面，亦同系气运所致。”

    这时，一个仆人进来，递给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