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淑亚很快就到天津来了。这个法兰西帝国驻中国全权公使，是个受过训练的职业外交官。他和丰大业一样，自以为是贫穷落后的中国的主宰，眼角里根本就没有这个国家的平等位置。但他的外表却显得比丰大业文雅，举止谈吐也不像丰大业那样的粗鲁。在法国时，他听说中国好比一只绵羊，对洋人俯首帖耳地顺从；又好比一团泥巴，任洋人随意捻捏。

    来到中国当公使的这几年，他才发现情况并不完全如此。就在官场中，也并不是所有的官员都如绵羊泥团，而广大的中国百姓则更有雄狮猛虎般的气概，对天主教堂和传教士似乎有一种本能的仇恨，迭起的教案，多是冲着法国而来。前几年爆发的酉阳教案，至今没有得到满意的处理。他不得不亲自坐轮船去四川，沿途恐吓中国地方官。刚回到使馆不久，更大的天津教案令他又光火又心怯。先是崇厚在处理，他知只要他在北京几个照会过去，崇厚便会一一照办；后知清廷派曾国藩去了天津，这个老头子不比崇厚容易对付。他决定亲去天津一会。

    “午安，曾中堂！”在崇厚陪同下的罗淑亚一进大门，便看到了身穿朝服的曾国藩，他主动地先打招呼。

    “幸会，公使先生。”曾国藩想到自己乃正一品大学士，不能在洋人面前过于谦卑，他有意不出大门，只在接见厅的门口等候。

    分宾主坐下，献茶毕，寒暄几句后，曾国藩便不再说话。

    罗淑亚见他端坐在太师椅上，不停地以手抚须，面色安详，气宇凝重，隐然有一种泰山崩于前而不动容、惊雷响于后而不变色的气概，不禁暗自诧异。他见过清朝的官员成百上千，上自王公大臣，下至州县官吏，未有第二个人可与之相比。本想等曾国藩发问，见此情景，罗淑亚心想，若自己不先开口，老头子便很可能这样稳坐抚须下去，直到端茶送客为止，叫你莫测高深，最后两手空空而去，哭笑不得。

    “曾中堂，贵国暴民作乱，敝国领事被戕杀，国旗被焚毁，教堂被烧，使馆、育婴堂、讲书堂被捣，死难者达九人之多。

    这是敝国建国以来，在外国从未遭受过的变乱。敝国上下震怒万分，世界各国也同声指责，不知曾中堂如何看待这事？又打算如何处置？”罗淑亚操着熟练的华语说。

    “公使先生。”曾国藩停下梳理胡须的右手，语气缓慢厚重地说，“对于在上个月的骚乱中，贵国所蒙受到的损失，尤其是领事先生及其他几位贵国国民的遇害，鄙人深感悲痛，并将遵照敝国皇太后、皇上的旨意，认真查办，严肃处理。不过，公使先生，事情的起因，来自于贵国教堂挖眼剖心的传闻，而领事先生向我朝廷命官开枪，打死县令家人，则更是事态激变的导火线。这两点，鄙人也想提醒公使先生注意。”

    正是这两点，击中了天津教案的要害，罗淑亚心里暗惊：老家伙果然厉害。但罗淑亚有恃无恐，他要把这两个要害抹掉：“曾中堂，挖眼剖心之说，纯是对敝国的恶意中伤。贵国各地都如此哄传，但无一处实证。这能作为围攻教堂的理由吗？恕我说句不客气的话，这恰恰说明贵国百姓的愚昧无知。

    丰大业鸣枪，乃是为了吓唬包围他的歹徒，刘县令家人致死，纯系误中。贵国百姓以此为借口，肆行当今文明世界中已绝迹的暴行，太令敝国君臣遗憾了。”

    “公使先生。”曾国藩的脸色开始严峻起来，“在桥上放枪，说是驱赶围攻的人，或可勉强说得过去，在崇侍郎家放枪，又作何解释呢？嗯？”

    崇厚听出这一声“嗯”中的阴冷气味，他生怕罗淑亚恼羞成怒，忙笑着解围：“那天晚辈也是态度不好，跟丰领事大声争吵，兵役都围了过来，丰领事在那种情况下开枪也可谅解。”

    崇厚自知这话会使曾国藩气恼，忙又对罗淑亚说：“曾中堂一向对贵国持友好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