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到了。武兰珍先不肯找，我明白告诉他，事情闹得这样大，完全是他引起的，若不找到王三，讲清这中间的关系，就要杀他的头来平息众怒。这下武兰珍害怕了，第二天就把王三找来了。”

    “王三是个怎样的人？”

    “据卑职看，这王三纯是一个市井无赖。卑职审过他两次。

    第一次他招供是教堂夏福音给他的迷药。第二次又翻供，说迷药是他自己制的，迷拐小孩的目的，是为了把小孩卖给别人做儿子，赚几个钱用，与教堂无关。真正是个反复无常的小人。”

    “把他押起来，过几天再审！”曾国藩命令，“还有武兰珍，也押起来，但要与王三分开。

    曾国藩心里很烦躁，背手踱步的速度越来越快。一会儿，他嘎然停止，转脸问吴、薛：“这两天，你们在街头巷尾听到什么议论没有？”

    吴、薛对望了一眼，都不吭声。

    “难道一点都没有所到？”曾国藩又一次追问。

    “大人，不是没有，是多得很，天津满城都在议论。”吴汝纶向来藏不住话，见曾国藩再问，便打破了与薛福成的默契。

    “我晓得一定是议论很多，你们拣几条主要的说说，尤其是关于我们来后的情况。”多走了几步，曾国藩便觉得累了，他坐下，眼皮也无力地垂下来。

    “百姓谈得最多的是崇厚，说他是洋奴，是卖国贼。崇厚四处讲，大人在他面前亲口说的，谤则同分，祸则同当。他说大人完全支持他，故而无知愚民也迁怒于大人。说大人与崇厚穿一条裤子。”吴汝纶性格直爽，有什么说什么，他知道曾国藩清楚他的性格，说话也不遮挡。

    曾国藩对崇厚不满起来。谤则同分，祸则同当，这话是说过，但不应当四处乱讲。他是要把我拉出来做他的挡箭牌？那天在罗淑亚面前的媚态，已使人看不顺眼，难道他与洋人在背后有什么交易吗？今后得警惕点！“还议论些什么？”

    “罗淑亚那天在大人面前提的四点要求也传出去了。”薛福成答，“天津士民们都说，这四条一条都不能接受。他们说还是醇王爱国。醇王说的，要趁这机会，杀尽在中国的洋人，烧尽他们的房屋，永远不许洋人踏进我大清国门，可惜曾中堂没有这样做。”

    薛福成自己与醇郡王奕譞是一个观点，“可惜”下面那句话，是他本人的心里话。曾国藩张开眼皮看了薛福成一眼，他已从这几句话里窥视出薛福成的心思，而且他也知道，吴汝纶也跟薛福成一个观点。只有赵烈文稳重，目光远，在赴津路上，赵烈文用“委曲求全”四字来概括这次办案的方针，与他的想法完全一致。

    昨天，曾国藩从塘报上看到了醇郡王、内阁学士宋晋、翰林院侍讲学士袁保恒、内阁中书李如松等人向朝廷上的奏折，他们都认为津案乃义举，洋人是犬羊，不能谕之以理，应采取强硬态度。言辞最激烈的是醇王，他说要杀尽洋人，雪庚申先皇之辱。曾国藩看完塘报后心中很不安。这些清议，只讲情理，全不顾国势，貌似最忠君爱国，实则将君国置于危险之中。他们不负实际责任，只凭着一张嘴巴，一旦惹出祸来，他们都会躲得远远的，还得要做事的文武们去收拾局面。

    对这些空谈，本可完全不理睬，但可恼的是他们能哗众取宠，博得舆论的支持，对局中人掣肘甚剧；尤其是那个于世事一窍不通的醇王，偏偏要以王叔之尊来妄发议论，博取美名，令人批驳都不好下笔。清议误国！曾国藩想，这四个字真是千古不刊的真理。

    “凶手缉拿得如何了？”曾国藩不想再听市井议论了，他决定不理睬这些浮议，按自己已定的方针办。

    “凶手还没有抓到一个，士民们也不来揭发。”吴汝纶说，“水火会的人暗中传出话，谁告密，谁就是汉奸卖国贼，先杀掉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