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上山”思想的萌发与形成

    毛泽东的“上山”思想由来已久。1927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革命处在十分危急的关头。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力量十分弱小，要在全国的中心城市与强大的国民党反动派相抗衡，显然是不明智和不可能的。无数的中国共产党人，都在思考、在探寻一条新的出路。就在这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优秀分子，将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吸取了中国历代农民领袖和“山大王”的经验，提出了“上山”的主张，为中国革命的战略转移找到一个落脚点和新的出发点。

    中国共产党人的“上山”思想，从现有掌握的史料看，可以追溯到1927年5月上旬。据大革命时期在瞿秋白身边工作的羊牧之回忆：“五次大会结束后的第二天晚上，我上楼去看秋白，觉得他消瘦了许多，我安慰他说：‘该休息了。’他淡淡一笑说：‘形势紧迫啊！汪精卫与蒋介石暗中勾结，已逐渐转向公开了，我们极有可能要被迫上梁山，我同志要在思想上积极准备，增强党性，严守党的纪律，一切听从党的决定。’他笑了笑又说：‘上梁山就上梁山，我出国去苏联那年，从北京南下到济南向父亲辞别时，虽想到郓城、阳谷、梁山泊一带实地看看，可惜没时间’。”“1927年5月下旬，在鲍罗廷房间里，召开了一个讨论共产国际五月指示的会议，有鲍罗廷、瞿秋白、张太雷等参加，会上有人举梁山泊为例，要招兵买马，与反革命进行周旋。”

    “五大”是5月9日结束的，结束后的第二天应是5月11日。这时候，瞿秋白就说要“上梁山”，可见中央高层决策集团已意识到形势的严重性，开始酝酿这种思想。但是，这尚是个人的看法，并未形成中央的决定，而且这种思想仅是萌芽，还处在一种朦胧状态。

    最早并明确提出“上山”概念的是毛泽东。1927年6月，毛泽东在武汉召集“马日事变”中从湖南出来的同志开会，就号召大家回到原来的岗位，“在山的上山，靠湖的下湖，拿起枪杆子保卫革命”。

    “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1927年7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举行扩大会议。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更加明确地提出了“上山”思想，认为“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这次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主要是讨论湖南省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武装应当如何对付敌人的搜捕和屠杀问题。陈独秀在会上提出：国民党各军招兵时农会会员和自己武装可应招加入。毛泽东却提出了“上山”的主张，认为“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毛泽东的这个思想，是他长期从事农运、深刻认识中国革命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的结果。只有“上山”，才能“保存实力”，才有办法和希望。这种上山“保存武力”、创造“基础”的思想，使毛泽东能在险恶的环境中立于不败之地，并且在实际斗争中不断得到深化与升华。

    “纵然失败也不应去广东而应上山”。毛泽东的“上山”思想，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以后，得到进一步的发展。7月20日，中共中央（代号安中原）和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中央农民部（代号宗容明）发出《中央通告农字第9号——目前农民运动总策略》的文件，明确指出：“农民武装现时没有以‘农民自卫军’‘农军’这类名义公开存在的可能，只能在下面以三种形式之下存在：a.以合法的名义存在，如‘挨户团’‘保卫团’‘联庄会’之类；b.平时分散，秘密训练，一遇战事则随时集中；c.两种形式都不可能时则可以‘上山’。”

    在党的八七会议上，毛泽东的“上山”思想又一次深化，提出了“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著名论断，将“上山”与夺取政权联系起来了。

    8月9日，中共临时中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