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关于策略问题。

    中央在指示信中指出：“苏维埃的政权必须容纳自耕农参加”，“做到以工人、贫农为中心”；“组织‘雇农工会’并且由县苏维埃颁布雇农保护法”；“增加农民暴动及区乡苏维埃的工人意识的领导”；“防止农民小资产阶级的意识的影响的发展”；“提出每个城市的政纲向群众宣传，这个政纲必须包括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必须保护小商人的贸易，以维持城市与乡村及各区各县之间的经济和必需品的流通”；“在你们占领的区域要经常地开办党的训练班训练干部”等等。

    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敌委员会的指示信，基本精神是正确的，是符合井冈山斗争实际的。遗憾的是，由于交通阻隔，这封六月指示信，直到11月初才通过中共江西省委和吉安县委辗转送到井冈山。指示信虽晚到了几个月，对井冈山的斗争仍然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毛泽东、朱德接到中央指示信后，于11月6日“重新组织”了前委，“依中央的指定，以毛泽东、朱德、地方党部书记（谭震林）、一工人同志（宋乔生）、一农民同志（毛科文）五人组成，毛泽东为书记”。并根据中央指示信的精神，于11月14日召开了红四军党的“六大”，总结了“六个月的艰苦斗争”经验，成立了以朱德为书记的军委。以毛泽东为首的前委，统辖军委和特委（地方党部），领导湘赣边界的割据斗争。

    在后来的一段时间内，中央对井冈山的斗争指导也有失当之处。如中央巡视员曾传达“中央决定四军应尽量在赣西与湘南发展”，割据湘粤大道，而且“坚决反对‘四军’向赣南去的战略”；在1929年的二月来信中，中央甚至“决定朱、毛两同志”脱离部队，“速来中央”等。毛泽东后来明确而直率地指出，“中央二月来信的精神是不好的，这封信给了四军党内一部分同志以不良影响”，造成了“悲观的论调”。“但从此以后，中央的估量和指示，大体上说来就都是对的了。”毛泽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共中央从湘南“八月失败”和向赣南闽西进军的实践中，总结了经验教训，实行了正确的指导。

    中共中央不仅对井冈山的斗争予以关注和指导，而且充分肯定朱毛红军的经验，高度评价井冈山的斗争，并通过党内文件指示和党的刊物向全国各地介绍和推广井冈山根据地的斗争经验。

    中共中央在1928年的六月指示信中，称赞朱毛红军数月来“转战数千里与反动势力奋斗”，“在这种刻苦的劳顿的生活中而能努力不懈的工作”，“自你们的军队占据永新、宁冈后，江西的局面更比前尤好”，“你们的队伍几月来都是在三省枢纽内屡进屡退”，“你们的地位仍然处在三省暴动布置的中心地位”，“因此你们在三省暴动的前途上所负的责任是很重大的”。1928年11月28日，中央政治局在向共产国际的报告中，还提到“朱毛在湘赣边境所影响之赣西数县土地革命确实深入了群众”，从而使井冈山的斗争在国际上也产生了影响。党中央刊物《红旗》在1929年初出版的一篇文章中，称赞“朱毛所领导的农民游击队，能以代表着一切革命民众的武装反抗的要求，横行于湘、鄂、闽、粤各处。这种英勇的斗争，无论他这一次的结果是胜利与失败，它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将有非常严重的意义”。同年4月13日，《红旗》又刊登了一篇《朱毛红军与闽赣农民暴动之发展》的署名文章，评述井冈山的斗争：“湘赣边境的工农武装队伍，在朱德毛泽东领导之下，与屠杀工农的国民党军队及地主豪绅的武装队伍作殊死一战以来，于今已一年多了。在这一年之间，经过国民党调动四五万以上的军队，先后围剿三次，朱毛的红军因为得到湘赣工农劳苦群众的拥护，不但没有被反动军队消灭，反而继续增长，农村的斗争局面日益扩大，弄得湘赣粤三省的反动政府手忙脚乱。”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