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悔前非，狂悖愈甚，以苛刻为自安之策，以诛求为干进之门，既怀无餍之心，广畜攘掊之计，而又身当要路，手握重权，虽位在丞相之下，朝省大政，实得专之。是犹以盗跖而掌阿衡之任，不止流殃于当代，亦恐取笑于将来。朝廷信其虚诳之说，俾居相位，名为试验，实授正权。校其所能，败阙如此；考其所行，毫发无称。此皆既往之真迹，可谓已试之明验。若谓必须再试，止可叙以他官，宰相之权，岂宜轻授。夫宰天下，譬犹制锦。初欲验其能否，先当试以布帛，如无能效，所损或轻。今捐相位以试验贤愚，犹舍美锦以校量工拙，脱致隳坏，悔将何追！

    国家之与百姓，上下如同一身，民乃国之血气，国乃民之肤体。血气充实则肤体康强，血气损伤则肤体羸病。未有耗其血气能使肤体丰荣者。是故民富则国富，民贫则国贫，民安则国安，民困则国困，其理然也。昔鲁哀公欲重敛于民，问于有若，对曰：“百姓足，君敦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以此推之，民必须赋轻而后足，国必待民足而后丰。《书》曰：“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历考前代，因百姓富安以致乱，百姓困穷以致治，自有天地以来，未之闻也。夫财者，土地所生，民力所集，天地之间岁有常数，惟其取之有节，故其用之不乏。今世荣欲以一岁之期，将致十年之积；危万民之命，易一世之荣；广邀增羡之功，不恤颠连之患；期锱铢之诛取，诱上下以交征。视民如雠，为国敛怨。果欲不为国家之远虑，惟取速效于目前，肆意诛求，何所不得。然其生财之本既已不存，敛财之方复何所赖？将见民间由此凋耗，天下由此空虚，安危利害之机，殆有不可胜言者。

    计其任事以来，百有余日，验其事迹，备有显明。今取其所行与所言而已不相副者，略举数端：始言能令钞法如旧，钞今愈虚；始言能令百物自贱，物今愈贵；始言课程增添三百万锭，不取于民而办，今却迫胁诸路官司增数包认；始言能令民快乐，凡今所为，无非败法扰民者。若不早有更张，须其自败，正犹蠹虽除去，木病亦深，始嫌曲突徙薪，终见焦头烂额，事至于此，救将何及？臣亦知阿附权要则荣宠可期，违忤重臣则祸患难测，缄默自固，亦岂不能！正以事在国家，关系不浅，忧深虑切，不得无言。

    世祖闻其语，遣使召天祥与世荣，俱至上都面质之。既至，即日有内官传旨，缚世荣于宫门外。明日入对，天祥于帝前再举其所言与未及尽言者，帝皆称善，世荣遂伏诛。五月，朝廷录天祥从军渡江及平兴国、寿昌之功，进秩五品，擢吏部郎中。二十三年四月，除治书侍御史。六月，命理算湖北湖南行省钱粮。天祥至鄂州，即上疏劾平章岳束木凶暴不法。时桑哥窃国柄，与岳束木姻党，为其爪牙羽翼，诬天祥以罪，欲致之死，系狱几四百日。二十五年春正月，遇赦得释。二十八年，擢行台侍御史。未几，以疾辞归。三十年，授燕南河北道廉访使。

    元贞元年，改山东西道廉访使。时盗贼群起，山东居多，诏求弭盗方略。天祥上奏曰：“古者盗贼之起，各有所因，除岁凶饥馑，诿之天时，宜且勿论。他如军旅不息，工役荐兴，聚敛无厌，刑法紊乱之类，此皆群盗所起之因。中间保护存恤长养之者，赦令是也。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一岁再赦，善人喑哑，前人言之备矣。彼强梁之徒，各执兵杖，杀人取货，不顾其生，有司尽力以擒之，朝廷加恩以释之。旦脱缧囚，暮即行劫，又复督勒有司，结限追捕。贼皆经惯，习以为常，既不感恩，又不畏法，凶残悖逆，性已顽定。诚非善化能移，惟以严刑可制。”所拟事条，皆切于时用。于是严督有司，捕得盗贼甚众，皆杖杀之。其亡入他境者，揣知所向，选捕盗官及弓兵，密授方略，示以赏罚，使追捕之，南至汉、江，二千余里，悉皆就擒，无得免者。由是东方群盗屏息。平阴县女子刘金莲，假妖术以惑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