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为治之要，莫先于安民；安民之道，莫急于除滥费、汰冗员。世祖设官分职，俱有定制。至元三十年已后，改升创设，日积月增，虽尝奉旨取勘减降，近侍各私其署，夤缘保禄，姑息中止。至英宗时，始锐然减罢崇祥、寿福院之属十有三署，徽政院断事官、江淮财赋之属六十余署，不幸遭罹大故，未竟其余。比奉诏：凡事悉遵世祖成宪。若复循常取勘，调虚文，延岁月，必无实效，即与诏旨异矣。臣等议：宜敕中外军民，署置官吏，有非世祖之制，及至元三十年已后改升创设员冗者，诏格至日，悉减并除罢之；近侍不得巧词复奏，不该常调之人亦不得滥入常选。累朝斡耳朵所立长秋、承徽、长宁寺及边镇屯戍，别议处之。

    自古圣君，惟诚于治政，可以动天地、感鬼神，初未尝徼福于僧道，以厉民病国也。且以至元三十年言之，醮祠佛事之目，止百有二。大德七年，再立功德使司，积五百有余，今年一增其目，明年即指为例，已倍四之上矣。僧徒又复营干近侍，买作佛事，指以算卦，欺昧奏请，增修布施莽斋，自称特奉、传奉，所司不敢较问，供给恐后。况佛以清净为本，不奔不欲，而僧徒贪慕货利，自违其教，一事所需，金银钞币不可数计，岁用钞数千万锭，数倍于至元间矣。凡所供物，悉为己有，布施等钞，复出其外，生民脂膏，纵其所欲，取以自利，畜养妻子，彼既行不修洁，适足亵慢天神，何以要福！比年佛事愈繁，累朝享国不永，致灾愈速，事无应验，断可知矣。臣等议：宜罢功德使司，其在至元三十年以前及累朝忌日醮祠佛事名目，止令宣政院主领修举，余悉减罢，近侍之属，并不得巧计擅奏，妄增名目；若有特奉、传奉，从中书复奏乃行。

    古今帝王治国理财之要，莫先于节用，盖侈用则伤财，伤财必至于害民；国用匮而重敛生，如盐课增价之类，皆足以厉民矣。比年游惰之徒，妄投宿卫部属及宦者、女红、太医、阴阳之属，不可胜数，一人收籍，一门蠲复，一岁所请衣马刍粮，数十户所征入不足以给之，耗国损民为甚。臣等议：诸宿卫宦女之属，宜如世祖时支请之数给之，余悉简汰。

    阔端赤牧养马驼，岁有常法，分布郡县，各有常数，而宿卫近侍，委之仆御，役民放牧。始至，即夺其居，俾饮食之，残伤桑果，百害蜂起；其仆御四出，无所拘钤，私鬻刍豆，瘠损马驼。大德中，始责州县正官监视，盖暖棚、团槽枥以牧之。至治初，复散之民间，其害如故。监察御史及河间路守臣屡言之。臣等议：宜如大德团槽之制，正官监临，阅视肥瘠，拘钤宿卫仆御，著为令。

    兵戎之兴，号为凶器，擅开边衅，非国之福。蛮夷无知，少梗王化，得之无益，失之无损。至治三年，参卜郎盗，始者劫杀使臣，利其财物而已。至用大师，期年不戢，伤我士卒，费国资粮。臣等议：好生恶死，人之恆性。宜令宣政院督守将严边防，遣良使抵巢招谕。简罢冗兵，明敕边吏谨守御，勿生事，则远人格矣。

    天下官田岁入，所以赡卫士，给戍卒。自至元三十一年以后，累朝以是田分赐诸王、公主、驸马，及百官、宦者、寺观之属，遂令中书酬直海漕，虚耗国储。其受田之家，各任土著奸吏为庄官，催甲斗级，巧名多取；又且驱迫邮传，征求饩廪，折辱州县，闭偿逋负，至仓之日，变鬻以归。官司交忿，农民窘窜。臣等议：惟诸王、公主、驸马、寺观，如所与公主桑哥剌吉及普安三寺之制，输之公廪，计月直折支以钞，令有司兼令输之省部，给之大都；其所赐百官及宦者之田，悉拘还官，著为令。

    国家经费，皆取于民。世祖时，淮北内地，惟输丁税，铁木迭兒为相，专务聚敛，遣使括勘两淮、河南田土，重并科粮；又以两淮、荆襄沙碛作熟收征，徼名兴利，农民流徙。臣等议：宜如旧制，止征丁税，其括勘重并之粮，及沙碛不可田亩之税，悉除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