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他的出版商的观点与自己的观点调合起来。

    儒勒-凡尔纳一家先后在圣马丁、蒙马特林荫道、红十字街口。苏尔尼埃小巷、马让塔林荫道住过，1863年，他们又搬到奥特伊区拉封丹街39号的1套更为舒适的住宅。他在这里接待过许多朋友，如夏尔-瓦吕特、德利乌克斯、菲利普-吉尔、莱奥-德利布、维克多-马塞、伊尼亚等等。他选择了克罗托瓦度暑夏，希望在海边居住对奥诺里娜的两个小女孩和年幼的米歇尔有好处。他挺喜欢克罗托瓦这个地方，好几年都到那里去了，以后他还要在那里定居。

    当他正在着手写作《格兰特船长历险记》的时候，他请赫泽尔放心，告诉他说：“在经历了第一卷的悲惨结局之后，他必须回复到一种相对宁静的气氛之中，但这并不会持久。”

    “至于文体方面的疏忽，”他信中接着说，“我看出来了，而且相当严重，但这些疏忽在我拿到的长条校样上已经改了过来。”接着他又补充说：

    现在我遇到一件最感头痛的事，我对于表达爱的情

    感非常笨拙。我连“爱情”这个字眼也不敢写。我非常了

    解自己的鲁钝，而且我费了老大的劲儿也无济于事。因

    此，为了逃避困难，我打算还是朴实一些。您要求我不时

    加插一些肺腑之言！如此而已！可是我老想不出这些肺

    腑之言，要不我早就写进去啦！

    这段知心话强调了文学气质的差别，我们认为非常重要。这段话见诸一封只注明“星期六”的信中，该信很可能写于1865年。

    浪漫的斯塔尔是个感情充沛的人；可以这样说，他是凭自己的感情进行创作和阅读的。“星期一见，亲爱的导师，我不是来借肺腑之言的，”儒勒-凡尔纳对他说，“您相当富有，完全可以给您这位忠诚的朋友借出一点。”

    这句信手拈来的话，既包含了写信人的某种遗憾，也包含对他那位极为敏感的朋友的亲热的挪揄。今天我们大概可以这样认为，赫泽尔是个容易激动的外倾的人。儒勒-凡尔纳的情绪首先经过大脑，因而显得比他生硬冷淡；他不为最初的印象所动，总是凭理智进行创作。诚然，他的敏感性也是极为丰富的，但他善于控制住它；出于某种内心的羞怯，他讨厌将自己秘隐的感情表达出来；他尽量将这些感情深藏在心底里不让其外露。正是从这种意义上，马拉尔梅曾把他称作性情古怪的人，而皮埃尔-韦隆又将他称为神秘莫测的人。

    出版商与作者之间的密切合作很少有比这更好的例子。从1863年起，儒勒-凡尔纳便力图从经济上支持手头拮据的赫泽尔。1868年，他本来想让他的父亲参加这家出版社的股份；在其它一些情况下，我们发现他让赫泽尔延期支付票据。这说明，在困难时期，他毫不犹豫地资助过他。思想和知心话的交流的确很有成效。这两位朋友在追求共同的目标，有着相同的忧虑。儒勒-凡尔纳实际上把自己当作一个合股人，与这位出版商一起分忧，甚至当这位出版商因健康原因而不得不离开时代替他。

    赫泽尔的身体素质向来很弱；这个时期，儒勒-凡尔纳正当精壮年华。他俩的身体素质正好与他们部分地作了解释的心理态度相符；两人都有勇气、两人都有毅力，其中一个因疾病、困苦和年岁而逐渐衰减，希望在自己心灵的回响中寻求某种支持；另一个结实、更为豪爽、更为坚毅，只能和只想塑造出一些不大为自己的情感问题所动的人物。他大概对一位英国女记者表达过自己的这种看法：

    爱情是一种具有吸收能力的情感，在男人的心里，它

    只给别的事情留下极少位置。我的主人公需要充分发挥

    他们的才能和毅力。假若在他们身边出现一位妖艳的女

    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