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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夫人，”董贝先生用威严的命令语气说道，“还要请您清清楚楚地懂得：您应当尊敬我，服从我。在社会上的人们面前，您应当向我表示出绝对的、明显的尊敬，夫人。我习惯于这样。我有权利要求这样。总之，我愿意这样。我认为这是您对您现在享有的崇高的社会地位理所应当地作出的报答。我相信，不论是在我要求下您向我表示尊敬或是您自己有意向我表示尊敬，谁都不会感到惊奇——对我表示尊敬！——对我表示尊敬！”他着重地补充了最后这两句话。

    她一言不发。她没有任何变化。她的眼光注视着他。

    “我从您母亲那里知道，董贝夫人，”董贝先生摆出长官一般自尊自大的神气，说道，“您毫无疑问已经知道了，有人建议她到布赖顿去疗养。卡克先生真好，他已经——”

    她立刻发生了变化。她的脸孔和前胸发红了，仿佛那怒气冲冲的夕阳的红光已照到她身上似的。董贝先生不是没有注意到这个变化，他按他自己的看法作了解释，同时继续说下去：

    “卡克先生真好，他已经到那里找到了一座房子，可以暂时居住。在你们返回伦敦的时候，我将采取一些我认为必要的、改善管理的措施。其中的一个措施就是在布赖顿雇用一位皮普钦太太，让她来当女管家（如果这件事办成功的话）；她是一位很值得尊敬的、家道破落的人；以前我曾雇佣她在我家中服务，得到我的信赖。一个像这样仅仅在名义上由董贝夫人主持的家庭，是需要有一位有能力的人来管理的。”

    在他说出这些话之前，她已经改变了姿态；现在她坐在那里，依旧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他，同时把手镯在手臂上一圈一圈地转动着：并不是用女人轻轻的推碰来转动它，而是拽着它擦过光滑的皮肤，直到雪白的手臂上现出了一道红痕。

    “我注意到，”董贝先生说道，“这也是我认为今天必须最后对您说的，董贝夫人，——片刻钟以前，我注意到，夫人，您听我提到卡克先生的时候，神态有些异常。那一天，我当着这位我所极为信任的经理的面，向您指出，我不满意您接待我的客人的态度；当时您反对有他在场。今后您应当撤消这种反对，夫人，应当使您习惯于今后很可能发生的许多类似的场合，除非您采取补救措施（这掌握在您手中），今后不会再引起我不满。卡克先生，”董贝先生说道，他看到他刚才提到卡克先生时在她身上引起的变化情绪之后，十分重视用这个办法来征服他的高傲的妻子；他也许十分愿意从一个新的、他感到得意的方面来向那位先生显示他的权力：“卡克先生是我极为信任的人，董贝夫人；他也很可能得到您同样程度的信任。”他过了一会儿（在这中间，他在愈益增长的傲慢情绪中，进一步肯定了他的想法），继续说道，“我希望，董贝夫人，我可能永远也不会认为有必要委托卡克先生向您转告我的任何批评或规劝，可是因为和一位我给予了我所能给予的最高荣誉的夫人为了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经常发生争吵，将有损于我的地位和名誉，所以在我认为有必要时，我将毫不迟疑地利用他的服务。”

    “现在，”他想道，同时怀着道义上的尊严感站了起来，这时候他是一位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执拗、更听不进意见的人了，“她知道我和我的决心了。”

    那只用力压着手镯的手，现在沉重地落在她的胸上，但是她仍用她那没有任何变化的脸色，平静地看着他，并用低沉的说道：

    “等一等！看在上帝的分上！我必须跟您谈谈。”

    为什么她在这之前没有对他说上几分钟呢？她内心发生了什么斗争，使她不能这样做呢？为什么在这之前，在她自己有力的约束下，她的脸像一尊塑像一样一动不动，既不是顺从也不是反抗，既不是喜爱也不是愤恨，既不是高傲也不是谦卑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