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了，随时都可以列席参加。他们节假日有什么活动，有时也邀请我参加，见了面，无话不谈，从厂里的生产到他们家庭的琐事。如果隔了一段时间没有到厂里去，一见面，他们就把这一段时间厂里发生的事情以及张家长李家短的情况一一告诉我。

    我在统战部所接触的人和事当中，当时只是想怎样处理问题办好事情。在工作中，我和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和工人群众的脉搏一道跳动，分担他们工作中遭遇挫折的忧虑，也共享胜利的喜悦。当时我参加这些工作必须根据党和政府的政策方针把事办好，一心只想完成任务，也就是说，我不是一个旁观者，而是当事人，任务能否完成，负有直接的责任。

    这时，我一心只想把工作做好，而没有想到文学创作。

    当然，我也没有忘记曾经想写一部描写工人生活的长篇。从解放初期我所接触到的人和事，到五反运动在上海展开，特别是直接参加３０３户的“五反”工作，我的想法有了改变。全国解放以后，国内的基本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而所有制的改变，即将资产阶级私有制改变为全民所有制，就是公有制，是最根本的变化。

    “一切所有制关系都遭到了经常发生的历史的更替，都遭到了经常发生的历史的变更。

    “例如，法国革命废除了封建所有制，而代以资产阶级的所有制。

    “共产主义的特征，并不是要废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

    “但是，现代的资产阶级的私人所有制是那种建筑在阶级对抗上面，即建筑在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剥削上面的生产和产品占有方式的最后而又最完备的表现。

    “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用一句话表示出来，消灭私有制。”（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我要反映这个基本矛盾和所有制的变化，这是上海的根本变化。

    二

    一九五二年春，我开始构思反映这一基本矛盾的长篇，即《上海的早晨》。统战工作中所接触到的人和事，纷至沓来，大有应接不暇之势，我把这些素材一一记了下来，写了比较详细的写作提纲，不断修改。曾经设想写六部，后来我放弃了这个计划，只写四部：第一部写民族资产阶级猖狂进攻；第二部写打退民族资产阶级进攻，开展五反运动；第三部写民主改革；第四部写公私合营，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第一步走上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也就是改变资产阶级私有制，逐步过渡到公有制，消灭私有制。

    工人阶级在一个国家取得政权以后，如何对待资本主义工商业，也就是说如何改变资产阶级私有制，这是一个国际性的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设想：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除了没收一切流亡分子和叛乱分子的财产外，直接用纸币赎买的办法，来改变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所有制，而且认为能这样做，对无产阶级是最便宜不过的事情。列宁在《论粮食税》一文中指出：“在赎买的条件下文明地有组织地转到社会主义，那就要给资本家付出较高的价钱，向他们赎买，这种思想是完全可以容许的。”苏联革命成功以后，列宁曾企图用赎买的政策来解决这个问题，由于当时国内国外的条件，没有能够实现，不得不采取没收的办法。毛泽东同志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采取列宁曾想实行而没有能够实行的赎买政策，用和平的方法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从而丰富了马列主义的理论宝库。在世界上，第一个国家成功地实行和平的赎买的政策解决了这个问题，树立了典范，为今后工人阶级在其他国家取得政权处理这一问题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中国的具体情况是什么呢？

    全国解放以后，当时我国经济十分落后，只有大约百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