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作品的时间少，往往超出写一部的时间。

    第一部作品搁下的时候，我就写第二部，那是一九五四年的事，大概也花了两年左右的时间，到一九五六年九月三日才写完。

    第三部也是如法炮制，一九六二年四月十二日写好二稿，于一九六五年交出版社，因为有些章节要修改，从出版社取了回来，还没有等我改好（因为当时在山西介休东湖龙公社参加四清运动，改一章搁一段时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二日将第一部改稿写完，一九五八年在《收获》发表，同年下半年出版。第二部部分章节于一九六一年前后，曾在文艺刊物发表和《北京晚报》连载，一九六一年冬出版单行本。第三部没有发表，更没有出版。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变化以后，一九七九年春，第三部才在复刊后《收获》第一期和第二期刊载。第四部于一九七六年十一月改出二稿，一九七九年冬在《新苑》文学季刊发表。

    三

    文化大革命开始，当时我在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工作，首当其冲，给我戴上“文艺黑线人物”的帽子，那罪证便是我认识周扬等文艺界领导同志，他们被封为“文艺黑线的头子”，而《上海的早晨》是毒草。但正式批判我和《上海的早晨》是从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一日开始。这一天，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等人在接见天津市干部和群众代表时，姚文元批判方纪同志召开所谓“文艺黑会”，其中提到周而复包庇过方纪。周而复何许人也？任过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和宣传部副部长，写了一部长篇《上海的早晨》，是大毒草。

    “四人帮”反革命集团一定性，“四人帮”的喉舌上海《文汇报》立即紧紧跟上，在报上公开点名批判我和《上海的早晨》，还恶毒制造许多谣言，强加在我头上。反动文痞点名批判我不久，机关里的造反派，通知我不要回家，“四人帮”

    把我隔离审查。

    一九六九年七月十一日，丁学雷在《人民日报》发表批判文章：《为刘少奇复辟资本主义鸣锣开道的大毒草——评〈上海的早晨〉》，新华社立即播发全国各省市报刊转载。《人民日报》十分积极，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先后发表五整版批判《上海的早晨》文章，刊登的文章都是“四人帮”在上海御用写作班子组织写的，可见“四人帮”是有计划有步骤有准备进行的。唯一的例外，是“闻为革”写了一篇批判文章。“闻为革”何许人也？我当时在对外文委工作，“闻为”者，文委也；“革”者，自命革命派也；大概也是“四人帮”组织的，批判的是尚未出版的第三部。法西斯主义和封建主义常常把进步的革命的事物扼杀在摇篮里。“四人帮”更有甚者，扼杀尚未出世的“胎儿”，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篇文章内容是和丁学雷一鼻孔出气的。

    “四人帮”不仅在全国批判，还在中国出版的外文刊物上发表批判《上海的早晨》的文章，因为这部曾被翻译成英文、日文、俄文、阿尔巴尼亚文和越南文本等出版，他们要在国际上批倒这部。

    丁学雷何许人也？是“四人帮”御用写作班子的化名，他的头子原来是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文艺处的一个青年干部，叫徐景贤，因为善于逢迎，精于拍马，巧于投机，以鸣鞭为业绩，成为“帽子工厂”的伙计和“钢铁工厂”的打手，深得张春桥、姚文元的宠爱，一跃变成中共上海市委第三号人物，主管文教，控制舆论，对张春桥、姚文元亦步亦趋，唯命是从。姚文元定基调于北京，丁学雷吹喇叭于上海，南北呼应，一唱一和，十分协调，于是乎批判《上海的早晨》的黑文出焉。

    丁学雷这篇所谓评《上海的早晨》的文章，首先给作品戴上顶大帽子：“为刘少奇复辟资本主义鸣锣开道的大毒草”，真是一言九鼎，铁案如山。刘少奇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久经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