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种程度和各种方式的反抗以后的态度，就徐义德来说，上海解放以后，他继续生产；抗美援朝时，他捐献飞机；五反运动，经过复杂的斗争，他不得不坦白交待自己的五毒不法行为，保证在工人阶级领导下从事生产；民主改革，他曾有怀疑，终于赞成；公私合营时，经过曲折的思想斗争，最后申请公私合营，走国家资本主义道路，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等。这难道不是中国大多数民族资产阶级走过的道路吗？当然，他也算不得民族资产阶级的左派，他在某些方面不如马慕韩，只不过是中间分子罢了。徐义德不能划到“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里”去，整个民族资产阶级也不能划进去。为什么？因为在民族资产阶级里“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是极少数，如朱延年之流。叶剑英同志根据毛泽东同志的科学论断，在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在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的讲话中，对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二十八年来的表现做了这样的全面估计：“经过多次运动，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深入和发展，特别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两个阶级激烈、深刻的反复搏斗中，尽管不少人有过动摇以至反复，但是总的看来，在民族资产阶级中，在各民主党派和爱国人士中，大多数人是在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上逐步前进的。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顽固抗拒社会主义改造的是极少数。”显然徐义德不是“反动家伙”，不是敌我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丁学雷拿他当敌我矛盾来批，大前提就错了。

    说徐义德“做了不少有利于国家的事”，是不是美化了资产阶级呢？解放后，徐义德拥护《共同纲领》和宪法，继续生产和发展生产，生产出来的棉纱和纱布，难道不是“有利于国家的事”，而是“有害于国家的事”吗？抗美援朝，捐献飞机，不是“有利于国家的事”，而是“有害于国家的事”吗？遵守政府法令，交纳税款，不是“有利于国家的事”，而是“有害于国家的事”吗？如果民族资产阶级没有两面性，也就是说既没有“革命性的一面”和“拥护宪法、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那末，党和政府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也就失去了基础。丁学雷表面批评描述徐义德“做了不少有利于国家的事”是美化资产阶级，实际上是反对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的科学论断。民族资产阶级连“有利于国家的事”都不做，或者禁止在里描述，那它还有什么“革命性的一面”和“拥护宪法、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呢？

    至于丁学雷指责里描写了徐义德是“养活了”工人的“实业家”也是美化资产阶级的一条罪证，是他闭着眼睛胡说。五反运动中，在工人内部讨论过谁养活谁的问题，个别工人一度有过模糊不清的认识，当时经过讨论，统一认识清楚是工人养活了资本家，资本家剥削工人而自肥。在第三部里还有专门章节描写徐义德剥削工人起家的发展史，白纸黑字，有目共睹。说徐义德是“养活了”工人的“实业家”，不是和作者，而是丁学雷的发明和创造，强加在和作者头上，不敢掠美，理应奉璧。

    美化资产阶级另一条罪证是：徐义德“依靠其个人的觉悟”，一夜之间完成了一个“伟大的历史性变化”：“痛改前非”，“保证服从工人阶级的领导”，由“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资产阶级转变成新民主主义社会中的资产阶级”。这也是丁学雷闭着眼睛胡说。第二部几乎是写整个沪江纱厂的五反运动。从杨健率领“五反”工作队进厂对徐义德交待党和政府“五反”政策起，领导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各方面的力量反攻，徐义德在大量人证物证面前，才不得不坦白交待，怎么能说是“依靠其个人的觉悟”呢？我十分佩服丁学雷之流编造“事实”的才能，不仅可以“无中生有”，而且可以“有中变无”，把中描写的错综复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