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果腹，在饥荒的年头能够吃上那样的饭食也就算不错了。

    那一年就这样熬过去了，可是第二年状况更加艰难啦。我又不得不离开家门去找生路，因为呆在家里日子就更没法子捱过去了。我跟着两个姑娘到了霍德斯瓦尔。从家乡到那里是二百四十公里。我们不得不背着皮行李袋徒步走去，因为我们没有便车可搭。我们原以为可以找一些整修花园的活计干。可是我们到了那里一看，到处都是厚厚的积雪，哪里来这样的活儿可做。于是我就到那里的乡下去，在村里向人家到处苦苦哀求，希望他门能给我点活儿做。亲爱的姑娘们，我是又累又饿真不知道怎么活下去，后来总算找到了一家衣庄，我在那里留下来剪羊毛，每天挣八个先令，到了天气再转暖一点，春暖花开的时候，我就又去干照料花园的活计，一直干到七月末。我是那么想念家乡，就动身回雷待维克，你们要知道，我那时候才十七岁哪。我走呀，走呀，半道上鞋磨烂得不能穿了，我只好咬牙赤着脚走了二百四十公里路，可是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因为我毕竟积攒下了十五枚银币。我还给我的小弟弟小妹妹省下了几个小麦做的圆面包，还有一包方糖。那是有人叫我喝咖啡的时候给我两块方糖，我总是藏起来一块。

    姑娘们，如今你们都安安逸逸坐在这里，你们真不知道要怎样感谢上帝才对，上帝赐福让我们过上了比较像样的日子。当初那时候，可是饥荒连年，一年又一年地没有收成，达拉那省所有的年轻人都只好出门逃荒，流落到他乡去闯活路。在我回家以后的第二年，也就是1847年，我又去了斯德哥尔摩，在大鸡山花园里干杂活。一起干活的有好几个姑娘，每天的工钱多了一点，不过还是要非常省吃俭用才行。我们把花园里的那些破烂，像旧钉子啦、碎骨头啦等等，都拣起来拿到收破烂的小铺里去卖。卖到了钱，就去买公家面包房给士兵们烤的硬得像石头一样的酸面包。到了七月底，我又回家了，那是要帮着去干地里收割庄稼的活计，这次出门我积攒下了三十枚银币。

    下一年我不得不再出门挣钱去。那次我到斯德哥尔摩郊外的皇室马厩总管庄园的一家饭店里干杂活。那年正好在庄园附近举行野战演习，饭店老板在一辆大篷车上搭起了野外锅灶，给那些当兵的做饭吃，我就被派去当厨娘照管这一摊伙食。有件事情我就算活到一百岁也终生难忘，那就是国王奥斯卡一世曾驾临那里。我还有幸为他用牛角号吹小曲。国王陛下出手真大方，一下子就恩赐了我两枚银币。

    后来一连几个夏天我都在布隆湾当游船的划船手，往返于阿尔巴奴和哈卡之间。那是我最挣钱的年月。我们船上带着牛角号，有时候游客们自己划船，让我给他们吹牛角号听。秋天划船季节结束后，我就到乌普兰去，在农庄里帮忙打场。通常圣诞节以前我就回家去，身上可以带上差不多一百枚银币。再说我帮人家打场还能挣到一点粮食，父亲就赶着雪橇在冰上驮回去。你们想想，若不是我和我的兄弟姐妹出门在外帮工挣钱，那么一家老小就无法过日子了。因为我们自己地里打的粮食在圣诞节早就吃得光光的了，那时大家种土豆的还很少。自己粮食一吃光就不得不出高价向商人买粮食吃，那些年头一桶黑麦要卖到三十枚银币，燕麦卖到十五枚银币一桶，大家非得盘算来盘算去省着点吃粮食。我记得有几回我们都是用一头奶牛去换一桶燕麦的。那时候我们用燕麦来烤面包。那种面包真难咽下喉咙，每啃一口面包，就要喝一口水，那才能嚼碎了咽下去，因为面包里头还掺了不少麦秸碎屑呢。

    我一直东跑西颠，到处找活计干，直到我结婚的那一年，也就是1856年。我同一个名叫莱恩的小伙子交上了朋友，我们俩是在斯德哥尔摩认识的，我每年回家去的时候，总担心斯德哥尔摩别的姑娘会把他从我的身边抢走。她们总是爱跟他打情骂俏，把他称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