疼痛总是不安分地刺激着我，我只有忍耐，咬着牙忍耐，不让自己因为疼痛而喊出来，我不会因为疼痛而喊叫。疼痛使我的心脏快速地跳动，我担心自己会因为高血压而血管爆裂，12日早上，我还用电子血压仪量过血压，高压是148，底压是98。

    不知道为什么，在疼痛中，我会突然想起那些地方……

    普集镇，尘土飞扬的普集镇，它坐落在关中平原的一隅，面目清晰而又模糊。它是我当兵后第一个最靠近部队的县城。它很小，只有一条街从县城里贯穿而过，一泡尿也可以撒完。尽管很乱，它却总是热气腾腾的，像是刚刚揭开的蒸笼，高亢的秦腔总是会穿过飞扬的尘土到达我的耳际。那时我才18岁，一个不知道天高地厚的年龄。

    在普集镇的时光依然那么的清纯，没有一丝杂质，尽管因为过错而得过部队的处分。我会把天空想象成是一片海洋，把自己当成汪洋之中的一条船。那时，有一个从未谋面的远在杭州的女孩子，感动着我。记得她叫何国婷，是个身有残疾而又坚强地写诗的女孩子，我们通着信，相互鼓励着往前走。她说，她就是汪洋之中的一条船。在许多心灰意冷的日子，她给了我力量，她让我对自己的理想绝不放弃。现在想起她来，无限地感伤。多年来，我们失去了联系，我在这个暗无天日的夜晚，祝福她。

    那个时候，我会在傍晚时，坐在营房后面的围墙上，目光穿过大片的麦地，一直眺望着尘土弥漫的普集镇，想象着一场牺牲。就在我眼前的这片麦地，坠毁过我们空军的战机，那战机的飞行员身体都被烧毁，最后只剩下一颗烧焦的头颅，战友们找到那颗头颅，把它抱了回来……他让我在漫长的军旅生涯中，一次一次地审视着牺牲的涵义。

    普集镇，你是中国最平凡的县城，却是那么地让我挂念。此时想能够坐在街旁边路边肮脏的小摊上，吃上一碗凉皮或者一碗泡馍，是多么幸福的事情，那种平凡的幸福多么宝贵，可它们此时离我是那么的遥远，不可企及。

    ……

    第一次进入北京，是在1988年夏天，经谢平伟的介绍，我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昆仑》杂志社去帮助工作。我是在傍晚时分到达北京的，偌大的北京城让我兴奋而又莫名地惊恐。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踏入这个城市，这个父亲向往了一生的都城。我在迷茫中按谢平伟写的地址，找到了空军大院里乔良的家。那时，乔良已经是蜚声军内外的大作家了，他热情地接待了我。在乔良家里，我第一次喝了红酒，那一杯红酒许多年后才品出味来。第二天，乔良把我送到了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把我交给了海波他们。

    在《昆仑》杂志社，我学到了许多，我打开了另外一个世界的大门，我突然发现这个世界是多么的奇妙和新奇，可以说，我的文学之路就是从这里开始的。白天，我看着来稿；晚上，我修改自己的第一部中篇小说《红火环》。海波一遍一遍地让我修改，一次一次地给我提意见。他是个完美主义者，对每一篇小说都是那么的苛刻，近乎残忍。也是因为如此，他赢得了军内众多作家的尊重。《红火环》我改了二十多遍，那时没有电脑，是用笔写在稿纸上的，每改一遍，都是重新抄写一遍，三万多字的小说，最后修改完就等于写了六十多万字。它尽管没有在《昆仑》上发表，但却让我明白了小说应该怎么写，那也是我最有效的文学训练。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是部队作家的摇篮，它培养了我。那时，很多作者都在这里帮助过工作，其实是在这里学习怎么写作和做人。许多在这里帮助工作的人，来到北京，都要来这里看看，把这里当作娘家。记得有一次，刚刚转业不久的诗人马合省在一个晚上突然闯入了编辑部，在这里打开一张行军床住下了。那天晚上，我们找了个小酒馆，喝了些酒，听他说了很多关于他在《昆仑》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