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

    上了初中后，我的成绩就急转而下，原因是我迷恋上了写作。我在笔记本上写着我自认为是诗歌的东西，其实那些都是一些分行的文字。后来又迷上了小说，我偷偷地写信给远在南平的表姐秋兰，让她给我寄来大量的文学杂志，那些文学杂志像毒品一样让我上瘾，陷入其中而不能自拔。最后，我也开始学习写小说了……

    写作的确是一种毒。

    我承认我中毒太深，无可救药。

    我的学习成绩越来越差，离父亲的期望越来越远，我不敢面对父亲的目光，不敢想他供我读书的钱是怎么辛苦赚来的。很多时候，我不敢回家，像一条野狗一样在乡村田野里游荡。

    我的脾气也越来越烦躁，经常因为一点小事情就和人打架。我知道我在堕落，父亲和老师的教育已经在我身上失效，我在一条无望的道路上越滑越远……最后的结果就是我没有能够考上大学。父亲在深夜里沉重的叹息让我惭愧，尽管他总是安慰我，说考不上大学不要紧，打铜也是赚口饭吃，打铁同样也是赚口饭吃。我却知道，那不一样，不一样！在我许多同学兴高采烈地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我悄悄地和堂叔李文养去做泥水匠的学徒了。李文养当时是我们那里很有名的包工头和泥水匠，和我同去的还有堂哥李土土。那时，李文养在大山深处的一个村里承包了一栋楼房的建设工程。

    那段时间我变得沉默寡言，而且会突然做出一些惊人的举动来。我会在休息时从建了一半的二楼上一次一次地往下跳，李文养见状对我吼道：“你找死呀，你要是摔死了，我怎么向你父亲交代！”

    我流着泪对他说：“我死了又怎么样！我这样没用的人死了又怎么样！”

    李文养无语了，他理解我内心的痛苦。

    在那里干了几个月后，我离开了那个山村，离开了李文养，回到家报名参军了。我离开那里，是因为一个叫兰珍的山村姑娘的一句话。兰珍是村里小吃店店主的女儿，她和父亲一起打理着那个小吃店。我经常在小吃店里喝闷酒。那个晚上，我喝得有点多了，就在那里胡说八道。兰珍走到我面前，冷冷地对我说：“你总是这样喝酒有什么用？我看得出来，你和他们不一样的，你不应该一辈子当泥水匠的。我要是你，就回去补习，继续考大学，实在不行，就去当兵！”兰珍的话使我下了逃离故乡的决心。

    那又是我的一次成功的逃亡。

    当我坐上汽车离开故乡，我看到了祖母在汽车后面哭喊着追赶我，我的父母亲和弟弟们在追着她，泪水迷蒙了我的脸……我要不混出个人模狗样来，还有脸回来吗？

    ……

    我对部队有很深的感情，它让我成长，成长却需要付出沉重的代价。我的整个青春时光都在部队里度过，我在部队收获了宝贵的人生历练，有伤口，也有军功章。二十多年的军旅生涯让我从一个青涩的少年变成了一个铁打的汉子。就是后来成功逃离了部队，我也从来没有后悔过那二十多年的坎坎坷坷。

    ……

    2004年，我离开了部队，脱掉了穿了二十多年的军装。我开始了在上海的生活，我没有让地方政府安排工作，选择做一个自由职业者。

    几年来，我混得灰头土脸。

    刚开始和程永新大哥以及汕头的蔡极鸿先生合作开了一家潮州菜馆，我无法忍受商业操作中的一些潜规则以及自私贪婪的商人本质，最后我退出了合作。后来我到唐神传播旗下图书公司当总编辑，干了几个月后，也灰溜溜地离开了，因为我只知道干活，不知道耍手段，但是我问心无愧。我走时，我手下的几个员工都哭了。他们帮我提着我的东西，把我送出办公楼时，我看了看高远的天空，只是轻轻地叹了口气。再后来，我和北京的兴安先生和书商贺鹏飞合作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