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的1949年，他却在这里担任国民党的保安司令，率残部向共产党投诚。

    63年过去了，41年过去了，现在乐昌县人民政府在长来镇为他修建了一幢两层楼房。他住进去后写了三封信，一封给邓小平，一封给杨尚昆，一封给王震。海外归来的龚楚，在信中向当年红军中的这些同事、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重要领导人表示敬意和问候。

    他还给邓小平单独发了一封电报，报告他已从香港返回故乡。他从百色起义开始就与邓小平一起共事。邓小平任红七军政委时，龚楚先任红七军参谋长，后任红七军军长。

    羊城晚报海外版报道，邓小平从北京亲自给他挂了电话。

    龚楚当年曾在自己的家乡给朱德、陈毅带路寻找根据地，那是一个共产党员给自己的队伍带路。他后来又给陈济棠、余汉谋带路诱捕项英、陈毅，那是一个共产党的叛徒给敌人带路。“朱、毛、龚”中的朱、毛都不在了，项英、陈毅也不在了，陈济棠、余汉谋同样不在了，却还剩下他龚楚。入党与脱党，忠贞与叛卖，打白军与打红军，投降与再投降，出走与回归，人生90年对他来说，变成了一剂难于言表难以下咽的至苦之药。

    失明的龚楚什么也看不见了，却能颤抖地紧握着话筒，听着话筒那一边当年红七军政委、现在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声音，涕泪纵横。

    孔荷宠与龚楚一样，在国民党内最后的军衔也是中将。他1943年因为贪污薪饷，被国民党军法部门判处三年徒刑。出狱后失去了官场地位，在汉口、南京等地经商做小买卖。虽然他早已在国民党内无职无权，但鉴于自己的叛变行为，这位当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中革军委委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得不像躲避阳光的蝙蝠一样，在重庆、昆明、云南建宁等偏远之地隐名匿居。

    1955年2月，孔荷宠被公安机关查实后逮捕归案。

    这样的人还需审判吗？历史已经对他完成了审判。

    1956年8月，他病死在北京公安医院。

    1995年7月，95岁的龚楚在故乡乐昌县长来镇家中去世。

    一个人的生死，不过一劫，万劫不过是形容而已。“一失人身，万劫不复，不是小事。”有些禅语听来竟像警钟。孔荷宠万劫不复，龚楚竟然万劫有复。

    孔荷宠没有龚楚那样幸运，他死得太早。

    却也幸运，早早结束了活得太长的龚楚那种吞噬灵魂的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