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就是这样一遍一遍演示：失败包含着胜利，胜利也包含着失败。

    3月5日，前敌总指挥毛泽东决定各军团集中鸭溪，“突击周敌”。具体部署以红九军团在桐梓、遵义地区吸引川敌向东，集中主力一、三、五军团及军委干部团由遵义地区西进遵、仁路，寻歼周浑元，未果。

    3月6日，毛泽东又准备在白腊坎以西迎击周浑元。决定以林彪的一军团由北向南打抄后路，彭德怀的三军团由南向北打堵迎头，五军团在白腊坎为预备队，九军团警戒大渡口；先以猛烈动作解决周浑元部萧致平九十六师、谢溥福第五师，7日再解决周部万耀煌第十三师。

    毛泽东对这一仗踌躇满志，率前敌司令部亲至白腊坎。除要求各军团用无线电随时报告战况外，还特别规定了烧烟火办法：大胜利烧三堆火，小胜利烧二堆火，相持或不利烧一堆火。

    结果一堆火也烧不起来。

    周浑元根本就没有进入我预伏地域。

    两次诱周决战未果，林彪按捺不住了。

    3月10日，林彪、聂荣臻联名向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发出一封“万急”电报，建议以主力向打鼓新场、三重堰前进，消灭西安寨、新场、三重堰之敌。具体部署是：以三军团两个团切断三重堰至西安寨地域之敌退黔西之路；以三军团另两个团及一军团两个团消灭西安寨之敌；一军团主力4个团攻击打鼓新场，干部团佯攻敌周浑元部；五军团为总预备队。

    电报是凌晨1时发的，林彪思考一夜的结果。电文很长，对各部队行程时间、途经地域、到达位置，均有缜密算计，一如林彪以往的指挥风格。看得出来，这一建议决不是草率思索的结果。

    西安寨、新场之敌为黔敌犹国才旅。林彪长思后提出该作战计划，核心是不想打周敌，想打黔敌。所以仅以“干部团佯攻敌周浑元部”。

    但成立前敌司令部就是为了打周浑元。林彪突然站出来说不打周敌而转攻黔敌，给毛泽东带来了遵义会议以来最大的危机。

    当天中央政治局在鸭溪召开扩大会议，讨论林彪提出的打鼓新场战斗。会议由张闻天主持。毛泽东认为红军两天以后才能赶到打鼓新场，届时滇军将与那里的黔军会合，旁边还有川军和中央军周浑元部的侧击，一打，又会碰硬。

    但大多数人支持林彪的意见，主张打。

    毛泽东只能苦口婆心地一再阐述不能打的理由，却未能说服众人。最后毛泽东也着急了，提出如果要打，他就辞去前敌总指挥的职务。未料想坚持打的人也针锋相对：“少数服从多数，不干就不干。”

    现场一表决，毛泽东当然是少数。于是会议通过了攻打打鼓新场的决定。毛泽东刚刚担任了6天的前敌总指挥职务被撤销，所遗空缺由彭德怀暂代。

    这实在是个连张闻天也觉得尴尬的局面。作为中共中央负总责之人，6天前他刚刚提议毛泽东任前敌总指挥，6天后又不得不在自己主持的会议上认可了毛泽东的辞职。

    遵义会议成果眼看将毁于一旦。

    挽救局面的是周恩来，更是毛泽东自己。

    天黑了，失去总指挥职务的毛泽东才理出一个办法：找周恩来。周恩来仍然是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而这个“最后决心”还没有下。

    毛泽东是提着一盏马灯来到周恩来住地的。周恩来后来回忆说，毛泽东要求攻打打鼓新场的命令晚一点儿发，再想一想。毛、周二人在屋里作了一番讨论。周恩来采纳了毛泽东的意见，当晚21时即以军委名义发电要部队集中，以便寻求新的机动。第二天一早又开会讨论，到底把大家说服了。

    取消了打鼓新场战斗，毛泽东的前敌总指挥地位便自然恢复。

    毛泽东后来常常说，真理往往在少数人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