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也办了蠢事。一遍一遍把历史朝这面颠过来，又一遍一遍把历史朝那面倒过去。颠倒的次数多了，连自己也分不清正反。

    于是很多人便不屑于分清。

    这不是不屑于分清者的责任。是颠倒者的责任。历史有其自身规律。

    最容易被忘掉的，就是人人都在论断历史，而人人又都被历史论断。

    我们图解了历史，而历史是最不能被图解的。它的色彩，不可能用3色、6色、12色或哪怕24色概括出来。再丰富多彩的颜料，也难描尽历史的真面。

    其实面对如此众多的历史财富，无须刻意加工或粉饰，把它活生生摆上来让大家看，就足令世人深深感动。

    我们的世纪狂飙突进。

    狂飙中充满了英雄。但伽俐略说，需要英雄的国家是可悲的。

    狂飙中遍布着色彩。但孟德斯鸠说，历史苍白的国家是幸福的。

    他们的话内涵极大，够我们安静下来，思索品味一生。

    这部动荡不已的历史，你可以说它不富足，不充裕，不美满，不宽容，不开放，不安宁；但你必定惊叹它的光荣与梦想，它的热血与献身；即使这里面同样淤集了丑恶与悲哀，隐藏着没落与衰败。

    20世纪不是一泓平滑光洁的缓流。而是一段跌宕起伏得惊天动地的激流。奔腾不息的咆哮声至今回响在我们耳畔。如中国古代诗歌中博大苍凉的唱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泪下。

    1910年秋，毛泽东在《盛世危言》的影响下，决定外出求学。临行前抄写了日本“维新三杰”之一西乡隆盛的一首诗，悄悄夹在账簿里，留给父亲：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

    埋骨何须桑梓地，

    人生无处不青山。

    西乡隆盛的原诗被改了两处：“孩儿”在原诗中是“男儿”；“誓不还”在原诗中是“死不还”。两处改动，可看出毛泽东当时细腻的心境。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去世。他走向了天安门中央那方坚固雄伟的纪念堂。

    周恩来1913年考入南开大学后，写过一篇作文《一生之计在于勤论》：“欲筹一生之计划，舍求学其无从。然学而不勤，则又何贵乎学。是故求学贵勤，勤则一生之计定矣。人人能勤，则一国之事定矣。”

    教师对这篇作文的批阅是：“选词甚当，唯用笔稍平。”

    1976年1月，事无巨细操心之致的周恩来把自己化为粉碎的细末，向祖国的江河和土地飞扬飘落。

    彭德怀晚年在囚室中回忆起自己的入党介绍人段德昌时，感慨万千：“感谢段德昌同志，种给我这一颗不大好的种子。他如今早已到马克思那里去了，我呢，还留在人间。”

    1926年，彭德怀率湘军一部进占玉泉山截击吴佩孚残部，与段德昌同在山上一座苍松古柏环抱的关帝庙里铺草就宿。段德昌问彭德怀，对关云长有何感想？彭德怀说：“关是封建统治者的工具，现在还被统治阶级利用做工具，没有意思。”

    段又问：“你要怎样才有意思呢？”

    彭答：“为工人农民服务才有意思。”

    1959年，彭德怀走向乱云飞渡的庐山。

    1929年6月，林彪在白砂会议5小时前（一说3小时前）奋笔写信给毛泽东：现在四军里实有少数同志的领袖欲望非常高涨，虚荣心极端发展。这些同志又比较在群众中是有地位的。因此，他们利用各种封建形式成一无形结合（派），专门吹牛皮的攻击别的同志。这种现象是破坏党的团结一致的，是不利于革命的，但是许多党员还不能看出这种错误现象起而纠正，并且被这些少数有领袖欲望的同志所蒙蔽阴谋，和这些少数有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