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惜斯大林没有重视佐尔格报告的希特勒准备进攻苏联的日期。苏联红军为此付出了极为沉重的代价。佐尔格搜集的日本情报却受到斯大林的重视。苏军总参谋部据此将大批军队从东方调往苏联的西部战场，终使苏军在莫斯科城下反败为胜。

    苏联情报史上，还没有佐尔格这样杰出的工作人员。

    成功的佐尔格掉以轻心了。日本的特高科早就在注意他，他却不知道这一点。1941年10月，佐尔格小组的重要成员尾崎秀实被特高科逮捕。由于尾崎秀实是内阁近卫首相的顾问和秘书，近卫内阁即刻倒台，新任首相东条英机上任后签署的第一个文件，就是逮捕佐尔格。在狱中佐尔格也一直坚信，他能够像牛兰夫妇那样，获得苏联政府大力的救援。但在审讯和宣判过程中，莫斯科一直保持沉默。苏联政府没有像佐尔格期望的那样，将用交换间谍的方式将他换回。

    1944年11月7日，东京鸭巢监狱——日本无条件投降后收押甲级战犯的监狱——对佐尔格和尾崎秀实执行绞刑。这一天是苏联的十月革命纪念日。佐尔格要求让自己死在这一天。

    佐尔格死后相当一段时间内，仍是无名英雄。苏联政府一直不承认他与苏联有任何关系。1964年，佐尔格牺牲整整20年后，苏联政府正式授予他“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英雄”称号，并颁发列宁勋章；佐尔格的诞生地巴库市一条街道被命名为“佐尔格街”，一艘油轮也被命名为“佐尔格号”。1965年，苏联政府还发行了纪念佐尔格的邮票。不论与白求恩相比还是与佐尔格相比，李德什么也不是。

    李德1974年去世。过去没有、将来也不会有哪一届德国政府想起来给他立座雕像，作为中德友谊的象征。也没有哪一个中国共产党人会认为他是中国革命的英雄。

    但他却同样是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作为在白色恐怖环境下进入中央苏区的唯一一个外国人，他比白求恩担当着更大的风险。

    而且他全程参加了中国革命中最艰苦卓绝、使中国共产党人凤凰涅槃般再生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他为中国革命了贡献了七年多时间，共同走过了一段最艰难的历程，比佐尔格经受过更大的磨难。

    但他被捧得太高了。他从极高处重重地跌落下来，摔得粉碎，再也没有可能成为白求恩和佐尔格，只能成为任何一个研究中共党史、中国工农红军史和二万五千里长征史的人都想和他算算账的李德。

    20世纪90年代，中国又从德国请来了一个洋教练施拉普纳。

    当时足球正在变为中国最关心的运动。邓小平看，江泽民看，普通老百姓更看。赢了球一边欢呼一边看，输了球一边咒骂一边看。如果看半天没有进一个球，双方踢得软不塌塌，发誓说下回再不看了，下回一打开电视机，又坐在那儿呆呆地看。

    看了20年，中国足球水平也未被看上去。

    于是换教练、选教练、请外国教练。

    于是来了施拉普纳。本来找个洋教练，是想详细了解国外的训练情况，学点儿先进的训练方法，但众人却以为来了个大救星，新闻界添油加醋把他捧得高而又高，大报小报“施大叔”、“施大爷”一通猛叫，硬把一个人弄成了一尊神。

    施拉普纳带的队伍还是输了球。眼看他也不过一个凡人，“施大爷”的称呼也变成了“施老头”终而“死老头”。

    施拉普纳与李德同乡，同是德国人。他有他的优点，也有他的缺点。他训练严格，要求标准高。但到中国来教球，对中国的文化、生活习惯、思维方式都不是很了解，也无法翻手之间就能使中国足球起死回生。

    当初就是寄希望于李德，希望他带来先进的战略战术粉碎蒋介石的“围剿”。

    虽然不过是足球，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