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人武装反抗蒋介石的八一南昌起义消息像火焰一样传播开来。领导这场起义的，是他的学生和崇拜者周恩来。但他什么也没有说。疟疾仍然在折磨着他。他胳膊上仍然打着石膏。他的身体已经垮了，精神也基本垮了。

    8月3日，当八一南昌起义部队开始南下的时候，鲍罗廷乘车悄悄离开了郑州。

    就如斯大林后来对毛泽东讲“胜利者是不受指责的”一样，在斯大林那里失败者是必受谴责的，不论斯大林原来怎样信任你抑或你实际上多么忠实于斯大林本人。“广州的列宁”鲍罗廷回国后失去了信任，当了造纸和木材联合公司副经理。他对这项新的业务一窍不通。木材和造纸与操纵国民党和共产党、指挥一场大革命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他极不适应，也干不好。不久被解职，去做工厂厂长。还是不称职，又一次遭到批评。

    已经十分低调的鲍罗廷内心的火焰还没有熄灭。他相信还有伟大的革命在等待着他。他开始研究印度，研究在印度开展革命的可能性。但他名气太大了，不可能再去印度担当革命的代理人。德国的苏联问题专家克劳斯·梅内特说，鲍罗廷给人一种“被废弃了的火车头锈在岔道上的感觉”。

    他的确像一辆锈在岔道上的旧蒸汽机车头。中国大革命对他就像消散的蒸气，成为一场遥远的梦。外国记者问他的过去，鲍罗廷总是守口如瓶。

    他诸事不顺。担任《莫斯科每日新闻》主编后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战争迅速夺去了他大儿子弗雷德的生命。

    鲍罗廷日益变得淡泊，看破一切，与世无争。

    他最后还是争了一次。

    1948年底，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告诉他，他从前的中国伙伴们马上要掌握政权了。她还带来了一本介绍中国共产主义和毛泽东的书稿。那是在延安走访了毛泽东，在解放区待了很长时间后写出来的。书中未提苏联对毛泽东理论的发展有何贡献，却着意批判了那些“曾在外国学习，特别是在莫斯科，他们能够整段背诵引用马克思、列宁和斯大林的话，对中国的实际问题则无知到了极点”的教条主义者。

    这本书因此不允许在苏联出版。最后一次激动的鲍罗廷打破了对中国问题长达20年的痛苦沉默：“中国人不是在节节胜利吗？他们的理论不可能都是错的！”这是别人听到他留下来的最后一句话。

    这一态度给他带来了更大的麻烦。

    为毛泽东的反教条主义叫好，自己又是犹太人，鲍罗廷被扣上“民族主义者”、“同外国民族主义者有牵连”的帽子。他1903年脱离“崩得”加入布尔什维克。到了1949年，仍然被认为是一个“崩得”。

    1949年2月4日，鲍罗廷在莫斯科被捕入狱，被认定为苏维埃政权的敌人。

    此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结束三大战役，全国胜利指日可待。

    鲍罗廷活到67岁。1953年9月3日，《纽约时报》驻莫斯科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首先报道了鲍罗廷去世的消息。他死在伊尔库茨克附近的一个集中营里。时间是1951年5月29日。他在集中营仅仅活了两年。

    美国迈阿密大学政治学教授丹尼尔·雅各布斯说：“这颗曾在中国上空闪烁得如此光亮而短促的明星，燃为难以寻觅的灰烬，融合在西伯利亚劳改营外冰冷的土地之中。”

    1957年1月，周恩来总理访问苏联。繁忙的外交活动之余，他特意抽时间拜访鲍罗廷的夫人法尼亚·谢苗诺夫娜。20年代在中国，人们习惯称她为“范娅”。憔悴的谢苗诺夫娜拿出一张鲍罗廷身穿中国丝绸衬衫的照片，和一条她用俄文绣的“永恒的友谊和纪念”的丝巾递给周恩来。端详着泛黄照片上三十多年前的鲍罗廷，和渗透着衷心祝愿的丝巾，周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