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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没有旁观者
    继东君与我当属君子之交。我俩同处一座城市,电话常打,却免掉了吃饭喝茶之类的客套。疲于觥筹交错间的周旋,真难得这种可以淡然相处的朋友。我曾同家人感叹:倘若真逢乱世,可以在危难之际托孤的朋友,就只是继东君了。

    毕竟是朗朗乾坤,太平天下,我用不着托孤给继东君,他也可以从容地去做记者。如今很多职业或群体的形象早就典型化了,尽管他们自我感觉良好,可在百姓眼里却并不是那么回事。比如官员常让人联想到贪污腐败,演员常让人联想到偷税、滥交和吸毒,记者常让人联想到有偿新闻甚至新闻讹诈。而继东君实在是位令我肃然起敬的记者,尽管我对他的敬意常表现为朋友间的调侃。

    然而,我读了他的《生活没有旁观者》,感觉这是本不敢随意调侃的书了。书中收录的文章多是继东君有关历史与现实的思索,我大多早就读过。继东君每每写了自己满意的文章,总要先送我看看。其实,他对自己文章的所谓满意,并不是作文小技上的孤芳自赏,而往往是感悟到了令自己灵魂为之震撼的东西。记得他写完《从李辉到蓝英年》时,很兴奋地打电话给我,随后就送来了复印件。这篇约两千字的文章,我读了近一个小时,有的句子我忍不住要倒回去咀嚼好几遍。终于读完之后,我不禁仰天唏嘘。李辉是研究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命运的学者,蓝英年近几年潜心前苏联作家命运的研究。继东君对比了两位学者的思考,感觉到的是难以名状的苍凉与沉重。他的这种感觉立即笼罩了我。读着这样的文章,任何一位有良知的人都会像继东君一样,拷问历史,审视现实。继东君后来又告诉我,文章终于被好几家刊物发表了,却不得不删掉有些句子,很是惋惜。我安慰他说,你自己留着“善本”吧,总有一天会“足本”发表的。我相信历史总要不断进步。

    收进书中的《阳光下的备忘录》,是关于几位知识分子命运及其思想的采访。这些知识分子,都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受尽磨难的,当他们的负罪之身得以自由后,面对越来越感到陌生的现实,他们的灵魂却从未真正自由过。他们也许注定要在灵魂孤寂中老去,就像他们很宿命地经受了昔日的苦难。继东君萌发这个采访动机时同我谈过,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意义的事,但又预感到这也是项很难坚持下去的工作。我并不怀疑继东君的毅力,而是觉得历史的尘埃并未完全落定,他的工作有些冒险。继东君没顾及什么,开始了他的采访。他先后采访的九位老人,当年都充任着各种各样的社会角色,编辑、教授、诗人或艺术家,而他们共同的成分就是知识分子。这大概也是他们之所以落难的根源。不知是知识分子本身的原因,还是别的什么,中国的真正的知识总是同现实环境矛盾着。正如继东君采访过的一位老人所言:五十年代越左越好,我是“右派”;现在“右派”翻身了,我又成了左派。不管这位老人关于左和右的界定是否合理,他道出的中国知识分子灵魂深处永远的尴尬却是真实的。这项采访最后没有按照继东君的计划圆满完成,好在到底部分地实现了他的愿望。不然,再过些时日,这些活生生的历史就永远尘封在黑暗的时间隧道里了。

    我的出版后,有很多知根知底的朋友问及:向继东是否就是你小说中的那位记者曾俚的原形?我怕侵害了继东的某种权益,只是含混地笑笑。后来继东自己告诉我,北京一位学人调侃说他就是曾俚。看继东自己并不忌讳,我松了口气。的确,我刻划曾俚这个人物时,脑子里浮现的常常是继东君。他平时没事是不打电话给我的,若有电话过来,准是又采访了某桩令人愤恨的不平事。

    继东君说:“大千世界,芸芸众生,各有各的活法,这是自然的,也是合理的。但我觉得,在当下,除了物欲,似乎还有别样的东西。”继东的“别样东西”是否太凝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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