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刚过，北京电影制片厂的韩三平厂长约我聊聊。

    大致的意思我还记得，他说：你在北影拍的三部影片，两部栽了大跟头（我知道他也忌讳说“枪毙”），作为厂长，我有责任把你打捞上岸。眼下那么多拍电影的导演跑去拍电视剧，而你却毅然投身到电影行列中来，这是难能可贵的，应该支持。当初电影局领导班子重组，工作重心是抓整顿，刚好你的片子在那个时候出炉，所以你算撞到枪口上了；现在不同了，他们的屁股已经坐到了电影的板凳上来了，工作的重心自然也就转移到了抓创作，抓整顿归根结底还是为了抓繁荣，这是衡量电影局工作成绩的重要标准，这个转变的过程希望你能够理解。

    他又说：你也要从失败的阴影里走出来，最好的方式就是积极地准备剧本，和电影局多沟通，我尽全力支持你。

    我问他：拍什么东西能通过呢？我显然是一个被打入另册的导演。

    他说：你多虑了，就你来说是对事不对人，即使有一些成见也是可以消除的，最好的方法就是，拍一部双方都能接受的电影。当然，我并不是说，让你这样的导演去拍“主旋律”，说句心里话，让你拍“主旋律”我们也不会放心。你还是应该发挥你的特点，可以拍一部贺岁片。喜剧这种形式，领导、观众、创作人员三个方面，相对来说比较容易达成一致。重点就在观赏性上下点功夫，我认为一部高票房的电影，一点也不亚于在国内外的电影节上拿到的任何一项大奖。电影局的工作我去作，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阻力，我已经和电影局的王更年局长沟通过了，他也表示欢迎你继续拍电影。关键看本子。

    他又说：现在下岗已经成了热点的社会问题，你能不能拍一部反映下岗工人再就业的喜剧？

    我说：这样的题材有人看吗？不是所有的社会热点都能成为电影的卖点。下岗工人是没有心情去看电影的；在岗的人又不能理解下岗人的心情。在现实中承受苦难的人，在电影里要获得解脱。

    我想起了王朔的一篇小说，向韩厂长大致介绍了小说的中心情节——“好梦一日游”。

    韩厂长说：这倒是一个非常有想象力的电影结构，每个梦的消费者都要从中有所体会，但不能是消极的，应该是积极的，充满诚意的。把住这个方向改剧本，通过不会有问题。

    韩三平的一番话使我重新鼓起了回到革命队伍中来的勇气，后来张健亚导演把当时的情况编成了段子，他说：中国电影好比红军在长征路上，韩三平和朱永德（上影厂厂长）是抬担架的，两个人的区别在于，朱永德的担架队穿得比较干净，他总是想把担架队打扮得像是仪仗队；张艺谋和陈凯歌是“二四方面军”，一个要往这边走，一个要往那边去，最后两个人都犯了分裂红军的严重错误；田壮壮是因为抢渡大渡河，攻急了，留在当地的老乡家里养伤，每天都在给老乡的闺女讲革命胜利以后会是什么样子的神话；和平和孙周是躲在上悔租界里，喝着咖啡吃着面包，心和红军在一起的左翼联盟，长征就不参加了，但时不时也得发一封电报给红军，说你们是中国的希望，等革命胜利了再去北京；周小文则是王左、袁文才，打下一个寨子就不走了，当起了山大王；还有谁是在苏联养伤我记不清了，印象中好像说的是谢飞。说到我时，他是这样形容的，原本是占山为王的土匪，正好红军途经此地，遂起了当红军的愿望，加入了韩三平的担架队，没走多远正赶上肃反，拉出去就给毙了，结果枪法不准没打死，大雨一浇又醒了，痴心不改，又爬起来追上了过草地的红军。

    在韩三平的担架队里，由韩三平一手提拔的3个人分别是，霍建起、陈国星和我。霍建起在中国电影的长征路上拍出了《黑眼睛》、《那山那人那狗》、；陈国星拍出了《孔繁森》和《横空出世》；我拍了一堆贺岁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