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学生们也常常引这“五分热”说自诫，仿佛早经觉到了似的。

    但是，中国的老先生们——连二十岁上下的老先生们都算在内——不知怎的总有一种矛盾的意见，就是将女人孩子看得太低，同时又看得太高。妇孺是上不了场面的；然而一面又拜才女，捧神童，甚至于还想借此结识一个阔亲家，使自己也连类飞黄腾达。什么木兰从军，缇萦救父（27），更其津津乐道，以显示自己倒是一个死不挣气的瘟虫。对于学生也是一样，既要他们“莫谈国事”，又要他们独退番兵，退不了，就冷笑他们无用。

    倘在教育普及的国度里，国民十之九是学生；但在中国，自然还是一个特别种类。虽是特别种类，却究竟是“束发小生”（28），所以当然不会有三头六臂的大神力。他们所能做的，也无非是演讲，游行，宣传之类，正如火花一样，在民众的心头点火，引起他们的光焰来，使国势有一点转机。倘若民众并没有可燃性，则火花只能将自身烧完，正如在马路上焚纸人轿马，暂时引得几个人闲看，而终于毫不相干，那热闹至多也不过如“打门”之久。谁也不动，难道“小生”们真能自己来打枪铸炮，造兵舰，糊飞机，活擒番将，平定番邦么？所以这“五分热”是地方病，不是学生病。这已不是学生的耻辱，而是全国民的耻辱了；倘在别的有活力，有生气的国度里，现象该不至于如此的。外人不足责，而本国的别的灰冷的民众，有权者，袖手旁观者，也都于事后来嘲笑，实在是无耻而且昏庸！

    但是，别有所图的聪明人又作别论，便是真诚的学生们，我以为自身却有一个颇大的错误，就是正如旁观者所希望或冷笑的一样：开首太自以为有非常的神力，有如意的成功。幻想飞得太高，堕在现实上的时候，伤就格外沉重了；力气用得太骤，歇下来的时候，身体就难于动弹了。为一般计，或者不如知道自己所有的不过是“人力”，倒较为切实可靠罢。

    现在，从读书以至“寻异性朋友讲情话”，似乎都为有些有志者所诟病了。但我想，责人太严，也正是“五分热”的一个病源。譬如自己要择定一种口号——例如不买英日货——来履行，与其不饮不食的履行七日或痛哭流涕的履行一月，倒不如也看书也履行至五年，或者也看戏也履行至十年，或者也寻异性朋友也履行至五十年，或者也讲情话也履行至一百年。记得韩非子曾经教人以竞马的要妙，其一是“不耻最后”（29）。即使慢，驰而不息，纵令落后，纵令失败，但一定可以达到他所向的目标。

    七月八日。

    <hr />

    （1）本篇最初分三次发表于一九二五年六月二十六日出版的《莽原》周刊第十期、七月三日出版的十一期及同月十日出版的第十二期。

    （2）“公理战胜”的牌坊一九一八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以英、法为首的协约国宣扬他们打败了德、奥等同盟国是“公理战胜强权”；那时战胜国都立碑纪念，中国北洋政府因曾参加协约国一方，所以也在北京中央公园（即今中山公园）建立了“公理战胜”的牌坊（一九五三年已将“公理战胜”四字改为“保卫和平”）。

    （3）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一九一九年一月至六月，英、法、美等帝国主义操纵巴黎和会，无视中国的主权和“战胜国”地位，非法决定让日本帝国主义继承战前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同年五四运动爆发，迫使当时中国代表团拒绝在和约上签字。“实际上是战败了”，是就巴黎和会侵犯我国主权这一情况而说的。

    （4）关于“天灵盖”的谐谑，见宋代张知甫的《可书》：“金人自侵中国，惟以敲棒击人脑而毙。绍兴间有伶人作杂戏云：‘若要胜其金人，须是我中国一件件相敌乃可。且如金国有粘罕，我国有韩少保；

    金国有柳叶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