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材料是根据县长和监督司祭的报告，这些报告又是根据村正和牧师的报告；所以这些回答都是不容置疑的。所有这类的问题，例如，歉收的原因，少数民族墨守陈旧信仰等等，——如果没有官方机关给予便利是千百年都解决不了也不能解决的那些问题——都获得了明白而无可置疑的解答。而这个解决对于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意见非常有利。但是在前次会议上感到受了屈辱的斯特列莫夫，在接到委员会的报告之后，就运用起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所预料不到的策略来。斯特列莫夫带了另外几个同僚，转到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一边来，不但热烈拥护卡列宁提出的法案，而且还提出同一性质然而更趋于极端的法案。这些和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原意相反的法案被接受了，到这时斯特列莫夫的诡计就昭然若揭了。这些法案太趋于极端，立刻显出它的荒谬，以致政府当局、舆论、聪明的妇女和报纸，异口同声都攻击起这些法案来，对于这些法案公认的创始者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表示愤慨。斯特列莫夫退在一旁，装得好像自己只是盲从了卡列宁，现在对于已经干出的事不胜惊讶和痛心的样子。这给了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很大的打击。但是不顾衰损的健康和家庭的痛苦，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没有屈服。委员会里面发生了分裂。以斯特列莫夫为首的一部分委员说他们自己不该相信由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所主持的调查委员会的报告，以此来替他们的过失辩解，并且说委员会的报告是胡说，形同废纸。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和那些看出对于公文采取这种彻底否定态度的危险性的人一道，继续支持调查委员会所提供的材料。这样一来，在上流社会，甚至在一般社会里，一切都混乱了，虽然大家都感到兴趣，但却没有人了解少数民族是否真的陷于贫穷和灭亡，还是处于繁荣的状态。因为这件事的缘故，一部分也因为由于妻子的不贞而使他遭到轻蔑的缘故，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地位变得岌岌可危了。处于这样的境地中，他采取了一项重要的决定。他宣称他要请求允许他亲自到当地去调查这事件，这使委员会大为震惊。得到许可之后，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就动身到辽远的省份去。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出发引起了满城风雨，特别是因为在启程之前，他正式退还了支付给他的到达目的地的十二匹驿马费。“我觉得这倒很高尚，”贝特西和米亚赫基公爵夫人谈起这事的时候说。“在大家都知道现在到处有铁路的时候，为什么要付驿马费呢？”但是米亚赫基公爵夫人不同意，特维尔斯基公爵夫人的意见甚至使她恼怒了。“您说得倒很好听，”她说，“您有数不清的家财；但是我真高兴我丈夫夏天去视察。旅行对于他的健康很有益处，他心神也愉快，而且我准备用这笔车马费买一部马车，雇一个马车夫哩。”在到遥远的省份去的路上，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在莫斯科停留了三天。到莫斯科的第二天，他坐车去拜访总督。在总是密集着马车和橇车的迦杰特内街十字路口上，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突然听到这样一个响亮愉快的声音叫唤他的名字，使他不由得回头一望。在人行道的角落上，站着快活、年轻和红光满面的斯捷潘·阿尔卡季奇，他穿着时髦的短外套，歪戴着流行的低顶帽子，雪白的牙齿在微笑的红唇之间闪烁着；他坚决执拗地呼唤着他，要他停下。他一手扶住一部正停在街角的马车的窗子（从窗口里面伸出一个戴着天鹅绒帽子的太太和两个小孩的头来），一边微笑着向他妹夫招手。那太太浮着温和的微笑，也向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挥手。那就是带着小孩们的多莉。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在莫斯科不愿看见任何人，尤其不愿看见他的内兄。他脱了脱帽，就想坐车驶过去的，但是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叫他的马车夫停住，横过雪地向他跑来。“哦，你不捎个信来，多难为情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