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的弗龙斯基，今年只收入了两万五千卢布，他就感到困难了。为了摆脱这种困境，他不能向他母亲要钱。他昨天接到的她最近的一封信特别激怒了他，原因是那封信里暗示着她极愿帮助他在社交界和军务上获得成功，却不愿帮助他过那种使整个上流社会丢脸的生活。他母亲想要收买他的这种企图，刺伤了他的心，使他对她更加冷淡了。但是他又不能够收回他已经说出口的慷慨的话，虽然他现在模糊地预见到他和卡列宁夫人的关系中可能发生的事情，感觉得那种慷慨的话说得未免太轻率了，而且感觉得就是不结婚他或许也需要那十万卢布的全部收入。但是收回是不可能的了。他只消回忆起他嫂子，想起那可爱而优美的瓦里娅怎样一有机会就要提到她对于他的慷慨永不忘怀，就知道要收回那笔赠与已是不可能的了。这和殴打妇女、偷窃或说谎是一样不可能的。只有一件事能够而且也不能不做了，弗龙斯基毫不踌躇就决定那样做：向放债人借一万卢布，这是毫无困难的，此外就只好一般地节省费用，卖掉他的跑马。这样决定了之后，他立刻写信给那位再三要求买他的马的罗兰达克。接着，他写信请英国人和放债人来，照他要付的账目分配好他的现钱。办完了这些事务之后，他就写了一封冷冷的尖刻的回信给他母亲。接着，他从笔记簿里取出三封安娜的信，又读了一遍，然后烧毁了，他回想起他们昨天的谈话，又沉入深思中了。二十弗龙斯基的生活是特别幸福的，因为他有一套明确规定了什么事该做、什么事不该做的准则。这套准则包括的范围很有限，但是定下的准则却是无可置疑的，而弗龙斯基从来没有越出范围一步，在做他所该做的事上从来不曾有过片刻的踌躇。这些准则明确地规定：该付清赌棍的赌债，却不必偿付裁缝的账款；决不可以对男子说谎，对女子却可以；决不可欺骗任何人，欺骗丈夫却可以；决不能饶恕人家的侮辱，却可以侮辱人，诸如此类。这些准则也许是不合理，不对的，但却是无可怀疑的，因此弗龙斯基在他遵守这些准则的时候，就感觉得心安理得，可以昂起头来。直到最近，涉及到他和安娜的关系，弗龙斯基这才开始感觉到他的准则并没有包罗万象，而且预见到将来他会有找不着指导原则的困难和迷惑。他现在对安娜和对她丈夫的态度在他看来是简单明了的。这清楚正确地规定在指导他行动的那套准则里。她是一个把自己的爱情献给他的品行端正的女人，而他也爱她，所以在他眼中看来她是一个应受到与合法的妻子同样的、甚至更多的尊敬的女人。他如果让自己用言语、用暗示侮辱了她，或甚至没有对她表示出一个女人所能企望的那样多的尊敬的话，他是宁愿先把自己的手砍断的。他对于社会的态度也是很明确的。大家可能知道，也可能猜疑到这件事，但是却没有人敢说出来。要是有人敢说的话，他就准备使那多嘴的人闭口，而且使他尊重他所爱的女人的不复存在的名誉。他对她丈夫的态度最是明确不过。从安娜爱上弗龙斯基那一瞬间起，他就把他对于她的权利看成了不可剥夺的。她丈夫不过是一个多余的讨厌的人罢了。无疑地，他是处在可怜的境地，但是那有什么办法呢？丈夫拥有的唯一权利就是手里拿了枪要求决斗，而弗龙斯基从最初一瞬间就准备好这一着的。但是最近，新的内在的关系在他和她之间发生了，那种关系的捉摸不定使弗龙斯基惊讶了。到昨天她才告诉他她有孕了。他感觉到这个消息以及她对他的期望要求一种什么东西，那在他一直用来指导他的生活的那套准则里是没有规定下来的。他真个遭到了意外的袭击，在她把她的情况告诉他的最初一瞬间，**指点他要求她离开丈夫。他那样说了，但是现在仔细一想，他清楚地看到还是设法避免那样做的好；同时，当他暗自这么说的时候，他害怕那样做也许不对。“我要是叫她离开她丈夫，那就等于教她和我结合在一起。我做好那样的准备了吗？现在我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