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康斯坦丁·列文预期的要简单得多。“假如你承认教育是福利，”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那么，作为一个正直的人，你就不能不关怀这种事业，对这种事业寄予同情，而且渴望为这种事业努力。”“但是我还是不承认这种事业是好的，”康斯坦丁说，微微地涨红了脸。“什么！但是你刚才还说……”“那就是说，我不承认这种事业是好的，也不承认能办得到。”“你没有试验过，又怎么知道呢。”“哦，假定是那样，”列文说，虽然他完全没有那样假定，“假定是那样，我还是不明白我为什么要为这种事情操心。”“怎么这样说？”“不，我们既然在讨论，就请你从哲学的观点向我解释一下吧，”列文说。“我真不明白为什么要扯到哲学上去，”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那口吻在列文听来好像是简直不承认他弟弟有谈论哲学的资格。这可把列文激怒了。“那么我告诉你吧，”他激昂地说。“我以为我们一切行动的动力终究是个人的利益。我作为一个贵族，在现在的地方制度里面看不出有什么东西可以增加我的福利。道路没有改善，而且也不会改善；在坎坷不平的路上我的马也可以载着我奔跑。我不需要医生和医疗所；我也不需要治安官，我决不求助于他，也决不会求助于他。学校对于我不仅没有好处，反而有害，就像我刚才对你说的。在我看来，地方制度只增加了我一些义务：每亩地缴纳十八个戈比，坐车进城，和臭虫同床而眠，听各种胡言乱语、不堪入耳的话，而个人利益决不会诱使我去做这些事情。”“对不起，”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含着微笑插嘴说，“个人利益并没有诱使我们为农奴解放而努力，但是我们却为这个努力过。”“不！”康斯坦丁·列文更激昂地说。“农奴解放是另外一回事。那也掺杂着个人利益。我们都渴望摆脱压迫所有我们这些善良人的那种束缚。但是做市议员，讨论需要多少清道夫，以及在我不居住的城市里应当如何敷设下水道；做陪审官，审讯一个偷了一块腌猪肉的农民，一连六个钟头听辩护人和原告的各种胡言乱语，裁判长审问那老傻瓜阿廖什卡，‘被告，你承认偷腌猪肉的事实吗？’‘呃？’”康斯坦丁·列文说得忘乎所以了，开始摹拟着裁判长和傻瓜阿廖什卡的模样；在他看来这些话都说得很中肯。但是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耸了耸肩膀。“哦，那么你是什么意思呢？”“我的意思只是说和就……和我个人利益有关的权利，我无论何时都会用全力保卫的；当他们搜查我们学生，警察检查我们的信件的时候，我甘愿竭尽全力来保卫这些权利，保卫我受教育和自由行动的权利。兵役的义务，那是关系我的儿女、兄弟和我自己命运的，我是了解的；凡和我有关系的事情我都愿意加以考虑；但是要我考虑怎样分配县议会的四万卢布，或者要我审判傻瓜阿廖什卡——我可就不明白，而且也做不来了。”康斯坦丁·列文好像言语的水闸决了口一样滔滔不绝地谈着。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微笑了。“但是也许明天就要轮到你受审讯；难道在旧刑事裁判所受审讯更合你的口味吗？”“我不会受到审讯。我不谋杀人所以没有那样做的必要。哦，我告诉你吧，”他继续说，又离题了。“我们的地方自治制度和所有这类设施——正如三一节①我们插在地上的桦树枝，看上去好像是天然生长在欧洲的真正桦树林一样，但我可不能热心给这些桦树枝浇水，也不能相信这些树枝。”——①三一节，耶稣复活节后的第八个星期日。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只耸耸肩，以此表示他很诧异，怎么一下子又把桦树枝扯进他们的辩论里来，虽然实际上他立刻听懂了他弟弟的意思。“对不起，你也知道这样辩论是不成的啊，”他批评道。但是康斯坦丁·列文想为他对公益事业缺少热心的缺点辩护，这个缺点，他自己也知道的，他继续说下去：“我想，”他说，“任何一种活动，如果不建立在个人利益上，恐怕都是不能持久的，这是普遍的真理，哲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