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不灭，今后还有大祸好闯呢！朋友，这也就是我国甲午战败之前的国内政治和社会的背景啊！

    即当日本正处心积虑侵韩，中日关系日趋紧张之时，中国总理衙门当轴曾有解决高丽的筹韩三策的构想。第一，他们曾提出“郡县化”的方案。企图把三韩属国改成中国郡县；把李氏韩王内迁。仿孔子子孙旧例（如今日的孔德成），设立“衍圣公”一类的机构，优待韩王，世袭罔替。此一设计，在满清康雍干盛世，或不难实行。然值满清衰世，列强环伺，那就是梦想了。

    第二，干脆把三韩全部开放，造成列强机会均等、利益均沾之局。庶几利用国际势力平衡，保持韩国独立，以防制日俄等帝国主义一强之独吞。此策未始不可执行，然清室颟顸而自大，亦不能斩金截铁，加以实施；而韩廷孱弱亦下具备独立条件。宗邦一旦撒手，日本会立即取而代之。

    第三，任其局势自然发展，相机行事。此为下策。然清廷无能，只得听任此下策之自然发展矣。

    迨韩局日坏。一八九四年夏六月，清廷应韩王之请，始派总兵聂士成，续派提督叶志超率兵干五百名援韩，肋平东学党之乱。日本得讯随即否认韩国为大清属国，并同时出兵八千人赴仁川，以清军为目标，虎视眈眈。——自此，日政府便不听清方及任何第三国之调处，自组其大本营，成立战时体制，不断对韩增兵至三万有奇。借口“改革韩政”，实则志在驱除清方势力，终结清日宗藩关系而兼并朝鲜。

    面对日方此一咄咄逼人之势，中国朝野哗然，庙谟清议几乎一致主战。是年七月中旬，率千余清军孤悬牙山的守将叶志超，亦急电鸿章以“大举进兵为上策。派舰撤兵为中策。守此不动为下策”（见《年（日）谱》页二六一，引李文忠公电稿）。然鸿章自知其陆海军之无能，始终欲以“以夷制夷”的外交方式，牵制日本，乃转电总理衙门建议接受叶电之“中策”。李氏此电对当时激烈之主战派简直是火上加油。“汉奸李二先生”顿时变成众矢之的。而在此全国主战声中，则以生长深宫，只能听近臣之言，作宸纲独断的二十三岁小皇帝光绪，尤为激烈。——他的主战情绪，其后竟发展到“赐翁同和、李鸿藻、恭亲王‘尚方（宝）剑’，命对言和者先斩后奏”的坚决程度（见同上，页二八九，注五〇二，引《清实录》三五二，及《字林西报》页八六二，一八九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电讯）。如此一来，连慈禧太后也不愿支持鸿章，轻言和议了。——这时他们母子之间的感情尚笃，而恭王犹在靠边站也。

    笔者昔年曾细查“鸦片战争”（一八三九～一八四二）时，道光皇帝之上谕，及“英法联军”（一八五八～一八六〇）时，咸丰皇帝之上谕，其后再看“甲午战争”（一八九四～一八九五）时，光绪皇帝之上谕，发现他们祖孙三人，应付此三次严重之外战的心态发展，简直如出一辙：

    第一，在开战之初，这三位万岁爷总司令都意气风发，坚决主战。臣民有畏葸主和者，简直是杀无赦。可是迨战争爆发，洋兵把清兵打得一败涂地，万岁爷又惊惶失措，抱怨当初主战者，欺君罔上，误国误民，要他们提头来见。最后对侵略者的要求又百依百顺，恨不得青衣行酒。不惜一切丧权辱国的条件，但求帝国主义者，高抬贵手，刀下留情。（见拙著英文《中美外交史》序言）

    因此，在甲午开战之初，那位七十二岁的李老头，便被那二十三岁的小上司，不断辱骂，骂得狗血喷头。翁同和、李鸿藻等主战派因乘势鼓噪，要小皇帝撤换老李，甚或要向太庙请出专杀宰相的青龙刀，把老李正法。对日抗战，由小万岁御驾亲征。

    可是那时的大清帝国，一无策画战守、运筹帷幄的大本营或参谋本部；二无调度补给的后动体制。帝国对抗日战争，可说是无丝毫准备。他们之所以下断“主战”者，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