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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一百年后回看戊戌变法
。借用大陆上“文革后”的最新名词,盖亦可叫做“第五个现代化”。“政治改革”在清末原有“急进”、“缓进”二派。急进派以孙文为首。他们搞的是“驱除鞑虏、建立民国”;暴力革命,以美为师。缓进派则以康有为为首。他们主张“变法维新、君主立宪”;和平演变,排除暴力,以英国制为鹄的。——这两派之同时兴起、殊途同归,都是受了中日“甲午战争”(一八九四~一八九五)挫败,清廷丧权辱国的影响。在此之前,这两派原都寄望于“同治中兴”(一八六一~一八七五~一八九四)期间,中兴名臣所推动以科技为主。以船、炮、路、矿为内涵的新政,也就是所谓“洋务运动”。

    这种早期的“新政”,事实上便是我国“现代化运动”中的“第一阶段”:也就是“科技现代化”的阶段。再用个最新的名词,那就叫做“四个现代化”吧!

    其实搞这四个现代化的老祖宗还不是李鸿章等“中兴名臣”呢!当然更不是邓小平和陈云。它的两位老祖宗却是林则徐(一七八五~一八五〇)和徐继畲(一七九五~一八七三)两位总督大人,尤其是前者。他的幕僚魏源(一七九四~一八五七)在鸦片战争时期就开始呼吁改制,要“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见道光二十二年?一八四二年版《海国图志序》)。魏之所谓“夷之长技”者,用句目前的语言来说,那就是“西方先进国家的科学技术”;也就是“科技现代化”,也就是“四个现代化”。——一百四十多年之后,我们搞“洋务”的历史又“重演”一次罢了。

    科技现代化经林徐二公首倡之后,至同治中兴,竟成显学。一时新政云涌,人才辈出,中兴名臣如曾国藩、李鸿章、沈葆桢、陈宝箴、张之洞、刘坤一、盛宣怀等等,把四个现代化实在搞得有声有色。虽然我们历史家一直在咒骂昏聩淫佚的慈禧太后,把建海军、修铁路(天津到沈阳)之款数千万两,拿去修治颐和园。纵使如此,我们的海军那时在规模上,还是超过日本的;路矿的资源就更不必谈了。自鸦片战败(一八四二)之后,我们苦苦的搞“四化”,搞了五十二年之久;纵自“同治中兴”算起,也有三十二年,谁知至“甲午中日战争”(一八九四~一八九五)之役,那些坛坛罐罐,被东洋鬼几炮就打掉了。

    我们甲午战败(一八九五),非由于器械之不精也、资源之下广也,或人才之不足也。我们之败,是败在颟顸落伍、贪污无能的政治制度!我们的“祖制”,也就是属于前一型态的老制度。搞“坚船利炮”搞了数十年,至此朝野上下始如大梦初醒。原来没有个赶上时代的政治制度,则纵有超等的坚船利炮,旧瓶装新酒,也无济于事。以古方今,这也是我的小老乡魏京生先生之所以认为“四个(科技)现代化”之不足恃;他宁愿坐牢,也要坚持搞“第五个现代化”(政治现代化)的道理。——魏京生要改变的,也就是中共的“祖制”。

    远在魏子坐牢的八十多年前,这也是清末朝野上下一致的呼声,他们那时所坚持的“变法改制”这个大方向,正和大陆今天的“开放政策”一样,是历史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的时代精神。除了最无知守旧和自私的少数冬烘之外,基本上是无人反对的(包括慈禧老太后在内)。因此清末在甲午、戊戌(一八九四~一八九八)之间,主张变法改制的时论和奏章,真如狂风暴雨,雪片飞来。在当时这类文献里,我们读得最沉痛的,莫过于日本的战胜者,对我国战败者的“劝降书”了。

    在中日“甲午之战”的后期,我国当时最现代化的“北洋舰队”,被日方打得几乎全军覆没之时,剩下的几艘残舰,于一八九五年二月由海军提督(海军总司令)丁汝昌率领退守威海卫,被日舰重重包围,走投无路。当丁提督与他的高级僚属海军总兵张文宣正顶备自杀殉国之时,他收到一封敌军主将的劝降书。这封劝降书值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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