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为“今文家”所把持；“古文家”只能在山林之间，办办私立大学，不能入党做官。——谁知刘歆这位古文家的鼻祖也有其歪运。在公元九年时西汉王朝就被王莽篡夺了。王莽篡汉之后，建立了他自己的大新帝国。王莽和刘歆是少年时期的好友，又是个好古成迷的“新朝”新皇帝，他要改变旧朝的一切文物制度，包括太学里的学制。因此他就任用歆为“国师”，来个经学大翻身。把所有的“今文经师”赶掉，而代之以“古文经师”。不用说《春秋?左氏传》、《毛诗》、《周礼》、《古文尚书》等等，都变成了新朝的官学。其余各科系自然更是古今并列而以古文为主了。这些古文经，尤其是《左传》，也就是康有为所说的“以周公篡孔子”的“新学伪经”了。（康著《新学伪经考》就是用全力来说明《左传》是刘歆拼凑的“伪经”。」

    可惜好景不常，王莽的“新朝”只搞了十几年就亡国了。公元二十四年，刘秀建立起东汉政权之后，汉宫旧仪，全部恢复。新莽的一切建置乃全部罢禁。因此东汉二百年中官办文化教育，仍是“今文经”独霸的局面。

    但是“今文学”之所以能独霸两汉四百年坫坛的道理，实在是“政治挂帅”有以致之。它既变成政客党棍的衣食父母、利禄工具，则“今文学”便和现在的“毛选”和“遗教”等等一样，也就离学术愈来愈远了。而潜心学问、有为有守的“古文学”大学者如马融、郑玄等所办的私立大学。反变成清望所归、全国风从、一枝独秀的学术重心和民主人士了。日月推移，他们终于垄断了“汉学”的名称。后世之人搞古典研究之所谓“汉学”、“宋学”者，前项实专指东汉的马融、郑玄、服虔、贾逵、许慎之学也。两汉官方所坚持的“今文学”不与焉。因此在学术界不知轻重而硬要搞党的坚持者，读我书，其三思之。古史未始不可为今用也。

    我国汉代的今古文之争，今文家猖獗了四百年，倒头来反被古文家占了上风。一言以蔽之，这就是“学术”和“政治”的关系了。搞政治的光彩是一时的；搞学术的成就则是永恒的。东汉王朝的毛病就是把学术和政治分了家。搞“意蒂牢结”的都只是一些不学有术之士。

    古文经学既被赶出了政治田，和利禄绝了缘，三百余年的演变，终于使它变成一项“纯学术”的研究。白头穷经的老学究们，一个接一个“穷”下去，乃开创了我国古典学术里的注疏笺证、训诂考据的主流学问来。是则是之，非则非之；“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有九分证据不能说十分话。”这种“科学实验室的态度”，竟能把目空一切的国学大师章太炎，和“中西之学俱粹”的胡适之，后来都网罗到“古文家”的队伍里去。

    而清初的“朴学家”，干嘉的“汉学家”，自然更是古文家的嫡传了。他们自己实事求是，一丝不苟。酸则有之，马虎则绝不许也。他们自己如此，从而认定他们的开山老师，那位删诗书、定礼乐的圣人孔丘，也是如此，因此在他们“古文家”的学派里，孔子就被尊奉为纯学者的“先师”了。

    今文家就不是这样了。他们是搞“党的领导”、“一言堂”、“罢黜百家”起家的。凡事要“政治挂帅”、“学术是要为政治服务的”。然则搞政治又所为何来呢？曰：搞政治是维持“党的领导”、“以党治国”、“为人民服务”，“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去拥护革命、参加革命和完成革命。完成革命之程序有三大阶段，国父曰：“军政”、“训政”、“宪政”是也。其实所有主张搞集权政治的语言，都是大同小异的。今文家搞治国、平天下（那时的“天下”就是中国本部）也有三大阶段，曰：“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是也。所以在他们看来，做学问、写历史，都不应该是“为学问而学问”。它们应该是“有所为而为之”。因此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