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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公车上书和保国保种
士则闻所未闻。据说光绪皇帝后来看到《波兰分灭记》,曾为之掩卷流泪,西太后读之也颇为感动。

    再者,有为此时既然仍在工部挂名为主事,他的上皇帝书依法也可由本衙门代递。不幸康氏个人与“本衙门”之内的人事闹得很僵,遭到工部各阶层的留难。所幸光绪曾看过他公车上书期间的奏章而极为重视,此次知康来京即思召见而为老叔父恭王奕欣所劝阻,乃明谕“总理衙门”中诸大臣先期约见,谈个底子,然后再由皇帝亲自召见。

    一八九八年(戊戌)一月二十四日(阴历正月初三)康有为乃应约至总理衙门与翁同龢、李鸿章、荣禄、廖寿恒(刑部尚书)、张荫桓(户部左侍郎)等五大臣,先来一套舌战公卿。旋奉论作书面条陈,以待皇帝召见。在书面条陈里,康的主要建议是先设立“制度局”,来从事研究设计如何更改全部旧法与官制。康甚至主张“六部尽撤”、“则例全废”,而代之以“十二局”(法律、度支、学校、农、商、工、矿、铁路、邮电、会社、海、陆军)。各省则设“民政局”,举行“地方自治”。

    笔者行文至此真是感叹不尽,近年来余亦尝与一些新朋友严家其、阮铭、陈一谘诸先生谈小平变法。殊觉康、梁变法与小平变法有其异曲同工之处。只是康、梁叫“制度局”,阮陈诸公叫“体改所”罢了。“司令员”与“司令官”有什么分别呢?!而时间却浪费了一百年而已。康、梁搞得一败涂地;小平一定要成功?吾拭目待之也。

    康有为这一制度的构想,显然为光绪皇帝所看中。这位有心为治的年轻皇帝就预备召见康氏面询变法了。这是一八九八年的初春。也正是四夷交迫、国政如麻之时。光绪一面要应付列强(尤其是俄国)租地的要求,急如燃眉。一面又要在新旧派群臣之间,折冲抉择。更要抽空研究康氏新进呈的泰西新学。最重要的,他还要应付那个泰山压顶的慈禧老太后——光绪的任何决定,都要以西后一言为准。她是享有大清皇朝一切政策的最后决定权的。

    这一个春天可说更是康有为一生政治生涯中最春风得意的一季。这时他独承天眷,终日忙于草折著书。另外,在举朝瞩目和各省名流的簇拥之下,他更要恢复他那一度风行天下的强学会的组织。

    前文已交代过,当“强学会”在一八九六年夏季被强迫解散之后。结社集会已成一时的风气,如火之燎原、水之就下,不可遏阻。强学会被禁,全国虽失去一个统一领导的中心,而散居各省的地方性组织,如湖南的“湘学会”、广东的“粤学会”、湖北的“质学会”、广西的“圣学会”、浙江的“保浙会”、云南的“保滇会”、上海的“蒙学会”、“农学会”等等则如雨后春笋,一时俱起。但是这些组织者之中,知名度最高的自然还是康梁师徒。康氏如今东山再起,他就想再来个统一组织、统一领导了。

    以他原有的“粤学会”为基础,康、梁师徒乃于一八九八年(戊戌)二月底创立了“保国会”于北京的“粤东馆”。这个“保国会”虽比不上当年“强学会”的声势,然也网罗了一些豪杰。没来为变法维新而杀身成仁的“六君子”——杨锐、林旭、刘光第、杨深秀、康广仁、谭嗣同等几乎全部都是“保国会”的发起入或赞助人。

    这个会言明以“保国保种保教”为宗旨;以“讲求变法、研究外交、谋求经济实效”为方法。它一开头就以显明的政治面貌出现,并且得到光绪帝的认可。所以有些政治史家竟认为它是近代中国,政党政治的第一次出现;而康有为则是近代中国第一个政党的党魁。

    可惜的是这个党魁的格局太褊狭了。他虽没有后来中共所具有的“三宝”(理论、武力和统战),但是至少可以玩玩一宝,打打“统战”嘛,那时强有力的所谓东南三督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后任两广总督),都还算是开明的。而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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