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已言之，太学设立之初原系替儒家创造特殊政治地位，是一个“罢黜百家”的工具。历经两百余年之演变，儒家独鸣之形式已成，罢黜百家之目的完全达到。其它学派与政治完全脱离关系。先秦时代“百家”皆有参政机会的局面一扫无余。因而近人治学术史者尝谓汉武以前是“子学时代”，其后两千年为“经学时代”。其实这也是似是而非的说法。东汉时代诸子之学固然式微，但是儒术亦随之蜕变。盖儒教本是人类最少“排他性”的哲学。各种学派它都能食而化之，据为已有。汉初儒家首与阴阳家合流即其一例。其后汉人所谓“阳儒阴法”，所谓“霸王道杂治”，所谓“调理阴阳”，都是以儒为体、以百家为用的表现。因而各学派中从“少长贵贱皆从法”的研究，到“烧炉炼丹”的迷信，都成为“儒生”的余事。

    相反的，各家学说为求不与实际政治、社会生活脱节，也就读几句孔孟之言，戴上儒冠，以儒者的姿态出现。汉末张道陵辈，以黄老之徒自居，谬称其曲解老庄之学为道教，其实他们只是儒生所研究之阴阳谶纬之说滥觞后的余孽。而真正“既闻且博，亦玄亦史”的道家，反而多躲在儒家招牌的后面。汉末“以生道杀人”的诸葛亮，分明是个不折不扣的“法家”，而他却要自称儒生。

    加以光武中兴以后激励气节，儒生以宦徒为可耻，沽名钓誉者更不惜“五月披裘”，装模作样。因而东汉时私家讲学之风特盛。他们也“各以家法教授”，与太学诸博士在学术上平分秋色。《后汉书?儒林传》论曰：“若乃经生所处，不远万里之路，精庐暂建，赢粮动有千百。其耆名高义开门授徒者，编牒不下万人，皆专相传祖，莫或讹杂；至有分争王庭，树朋私里，繁其章条，穿求崖穴，以合一家之说。”这些私家讲授的学者，生徒极众，门下“著录”（登记）每至万人以上。⑤所以以规模论，则拥有十四家博士、七千名教授、三万名学生的太学，在当时也就算不得太“大”了。

    汉代太学至东汉顺帝时已达最高峰，但是这时的太学已不是儒术的最高学府，实际上只是一部分享有特权的儒士利用政府权力所把持的一所固立大学而已。

    太学与私学的比较

    东汉的私学既如此发达，其中的生徒和教授实往往驾太学而上之。论博大精深的学术造诣，论高风亮节的道德涵养，这些私家教授都远非那享有特权的太学十四家博士所可比拟。博士声望日低，“游士”声望反而日隆。他们偶游京师，批评朝政，不特“太学生争羡其风”，以为“处士复用”，公卿辈亦均“折节下之”！

    在这种情况下，太学里想真正治学的学生，因而也就感觉到太学里的研究科目不够多，学术水平不够高了。且看东汉时最杰出的一位太学生郑玄求学的经过。《后汉书?郑玄传》曰：“玄……造太学受业，师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统历》、《九章算术》。”但是郑玄觉得太学里的教育不能满足他的求知欲，所以他“又从东郡张恭祖受《周官》、《礼记》、《左氏春秋》、《韩诗》、《古文尚书》”。结果还是不满足，且“以山东无足问者，乃西入关，因涿郡卢植，事扶风马融”。融素骄贵，这样优秀的学生竞至“三年不得见”，可见当时私家讲学之盛况。康成（郑玄之字）学成东归后，设帐讲学，生徒随亦数百千人。到他七十四岁病死的时候，遗令薄葬，但是“自郡守以下尝受业者，辕绖赴会千余人”！足见这时私学的学术地位，实非太学所可比。

    太学设立之原来宗旨，以近代术语明之，原为研究儒党的“主义”和“思想”。迨至东汉中叶，天下归儒已成定局。各庞大的私立大学之内所谈的和党校所谈的，也是一样的“主义”和“思想”。而私家所谈的远比太学所谈的科目更多、更博大、更精深，则太学便失去了学术上的领导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