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不久，李鸿章便遵旨随同吕贤基星夜就道，奔赴安徽，从此开始了“宛转随人盖九年”

    ②的坎坷历程。是时，廷旨周天爵署理皖抚，而周则在宿州疏请迁省治于庐州府，并言军机吏洽难以兼顾。于是，咸丰改派李嘉端为巡抚，命周天爵以兵部侍郎衔办理防剿事宜，并命吕贤基会同周天爵、李嘉端练兵团勇。咸丰原想依靠这三位大员以“靖寇氛而固疆圉”，稳定安徽局势。但是随同吕贤基赴皖的袁甲三却另有看法，他上疏断言“皖省军务紧要，现办防剿诸臣难持全局。’

    他认为周、吕、李三人皆属庸庸者流，周天爵是一位体弱多病的八旬老翁，“一遇事急，立时呕血”，并且“注意淮北，而于淮南势难兼顾”。吕贤基虽然“一片热肠”，但因“书生谈兵，鲜合机宜”，对于周天爵的军事布置，“亦断不能赞一辞”。李嘉端“任事太锐，思虑恐难周详”，并且与周天爵气机不通，呼应不灵。特别令人优虑的，是一省之中三帅并立，各争雄长，“事权不一”，“动多掣时”，加之兵力单薄，而安徽“门户太多，处处空虚”，实难抵御造反农民的进攻①。袁甲三的分析，可谓中肯之论。当时安徽外有建都南京的太平天国的威逼；内有风起云涌的以捻党为主体的群众反抗斗争。1853年5月李嘉端向咸丰诉苦说：安徽各地“土匪啸聚，少者数百人，多者数千人，一股甫平，一股又起，几无完善之区。”但全省能够动用的兵额却不过4千余人，“加以调遗溃散之余，兵力益形单弱”。像庐州这样的重镇，也只有守兵50余名，“其招募之勇一千余名，未经训练，器械不齐，断难任以防剿；又以经费不充，大有欲散之势。”

    ②安徽也同江南其他某些阶级斗争激烈的省区一样，地主士绅纷纷举办团练，站到反对农民斗争的最前线。其中凶悍着名的有：桐城马三俊，庐江吴廷香、吴长庆（字筱轩，世袭云骑尉出身）父子，合肥张树声（字振轩，廪生）和张树珊（字海珂）兄弟、周盛波（字海舲）和周盛传（字薪如）兄弟、刘铭传（宁省三）、潘鼎新（字琴轩，举人）、解光亮、李鹤章等人。据说“庐郡团练整齐”，同远在京师的李文安有着密切关系。他基于阶级本能， “寄信回里，劝谕乡人先为恩患预防之计”

    ③。团练头子们筑圩练兵，自称圩主，所谓“寇至则相助，寇去则相攻”，有的“藉团练之名，擅作威福，甚至草管人民，抢夺民财，焚掠村庄，无异土匪”

    ①。

    抵达庐州的李鸿章，面对这样内外交江的局面，内心的震动是可想而知的。他虽然血气方刚，有意大显身手，力挽狂澜，但怎亲自己无权、无兵、① 刘体智：《异辞录》，卷1，第6—7页。

    ② 《李鸿章致潘鼎新书札》，第36页。

    ① 袁甲三：《陈明皖省军务情形并请派统领人员折》，《袁端敏公集》，奏议，卷2，第15页。

    ② 李嘉端：《请拨饷以济军需》，《皖抚疏稿》，第2木，第1—6页。

    ③ 光绪《续修庐州府志》，卷34，宦绩传二，第12页。

    ① 《福济传》，《清史列传》，卷55，第3页。

    无饷，又系儒生从戎，对军事一窍不通，因而展望前途，忧心仲忡。他先入周夭爵幕。是时太平天国正忙于巩固南京周围的阵地，尚未派兵北伐，西征；而安徽境内的捻军却一跃而起，成为当地抗清的主力。捻军原称捻党，捻党起于清朝初年，本为淮河两岸以穷苦群众为主体的反抗封建压迫的结社，以后逐渐扩展到山东、河南、苏北等地。“河南之归、陈、南、汝、光，江苏之徐，山东之充、沂、曹所在有之，而安徽之凤、颍、泗为甚，凤、颍所辖蒙、毫、寿为尤。”

    ②成员有农民、盐贩、船夫、渔夫、手工业工人、饥民、流氓无产者、裁撤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