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以儒生而起家军旅」-“练兵练器”
；其中有科名的5人，余者多为地主团首或团勇以及防军、世职、木工、降将等，这同重要统领多有科名的湘军形成了鲜明对比。
在淮军统领中，李鸿章特别器重太平军叛徒程学启，将其吹捧成“沪军第一骁将”，自己的“左臂”，说什么“此公用兵方略为十余年来罕有之将”。
相比之下，在淮军统领中科甲出身的既少又难得重用，这就不能不引起拥有进士、举人之类头衔的将领的不满和非议。刘秉璋的“愤激之论”，正是这种情绪的反映。
李鸿章轻视门第出身，但却重视以同乡、同事、师生、亲族等封建关系作为维系淮军的纽带，而这是同湘军一脉相承的。即以上述15名淮军核心分子为例，同乡关系表现得最为突出，安徽籍者多达12名，其他湖南籍2名、四川籍1名。除了同乡关系之外，还有兄弟关系，包括3个家族7个兄弟，即李鸿章与李鹤章、周盛波与周盛传、张树声、张树珊与张树屏；师生关系涉及10人，即刘秉璋、潘鼎新为李鸿章弟子，周氏兄弟、张氏兄弟和郭松林、杨鼎勋也师事李鸿章；姻亲关系涉及4人，即刘铭传与杨鼎勋，刘秉璋与吴长庆。凡此种种，可以说是整个淮军内部封建关系的缩影。
除了淮军陆营和水师之外，李鸿章还统属淮扬水师和太湖水临淮扬水师系由曾国藩一手办成，统领黄翼升及营宫借自湘军外江水师，饷项分自湘军内江水师，营勇募自湖南，沿袭湘军传统，并无淮军色彩。
太湖水师是1862年由曾国藩经手造船集军而成，战船造于安徽铜陵峡，营伍调自湘军外江、内江水师，井从外江水师借调李朝斌为统领。1863年6月曾国藩决定“调李朝斌领水师赴上海，腾出黄翼升水军溯江人淮，以为临淮宫军之助”
①。曾氏意在以李换黄，但李鸿章却企图控制两支水师以为己用，因而一面奏留黄翼升，一面催调李朝斌。8 月李朝斌带领太湖水师抵沪，而黄翼升和淮扬水师却仍旧原地不动。
李鸿章从抵沪到完成“以沪平吴”任务，历经29个月，所部兵勇逐渐扩充。1863年5月他函告吴棠：“敝军水陆接续召募，现已4万人，分布浦东西数百里间，犹觉左支右细。”
②及至1864年10月他再次对吴棠说：“敝部水陆七万人，忙时有益，闲时多愁。”从这两封信中，可以窥出李鸿章扩军的趋势。当然，所说水陆军4万或7万，并非尽属淮军，而是以淮军为主；兼及其他以巡抚身份统驭的诸军。
李鸿章在扩军的同时，积极引进西方的武器装备和机器生产，以图“自强”。他的这种“自强”活动，是19世纪60年代初兴起的洋务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洋务运动是由于太平天国运动和第二次鸦片战争沉重地打击了清朝封建统治而引发的，倡导洋务运动的则是一批以洋务派着称的人物。洋务派是由部分王公贵族、地方督抚、买办商人、地主士绅和知识分子组成的政治派别。站在支配这个庞杂派别政策地位、决定洋务运动性质和方向的，是① 黎庶昌：《曾国藩年谱》卷9，第172页。
② 李鸿章，《复吴仲仙漕帅》，《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3，第22页。
其中的满汉军政要员，如奕䜣、文祥①、曾国藩、左宗棠和李鸿章等。这些军政要员虽然出身、阅历、权势和识见不尽相同，但在阶级立场和政治观点等方面，却是基本上一致的，而正是这些共性使之成为洋务派的主导力量。他们都是从封建顽固派中分化出来的具有深厚的儒学素养和强烈的经世要求的人物，掌握并利用清朝部分中枢和地方政权作为杠杆推行“洋务”；他们都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指导思想，既保留儒学传统，又引进西学新知，企图借用西方资本主义的甲胃以保护清朝封建主义的躯体；他们都是带有买办倾向的封建官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