胜军在：苏州娄门外发动猛烈进攻。太平军“勇敢地屹立不动，寸土不退”，重创来犯之敌，由于屡攻不下，继续”攻城就要遭到失败”，所以李鸿章、戈登等便把希望寄托在苏州太平军内部“骆国忠试”的人物身上，通过淮军副将、太平军叛徒郑国魁策动纳王郜永宽、宁王周文佳、康王汪安钧、比王伍贵文等叛变。纳王郜永“宽是个“秉性恶劣、气量狭小、心胸奸诈的人”，苏州”守军“半数以上均归其节制，虽然他的品级在统帅慕王之下，可是他比慕王掌握了更大的兵权。”他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财产”和从清廷那里“领取重赏”，不惜串通狐群狗党，阴谋暗害忠贞不二的哀王，向敌人献城投降。郜永宽先派汪安钧与程学启会面，恰谈叛降事宜，接着就亲自出马，与程学启、戈登议定降约。郜永宽答应谋杀谭绍光，以苏州降清。程学启、戈登承诺清廷赏赐郜永宽二品武职。正当这场血腥交易紧锣密鼓进行之际，李秀成自无锡抵达苏州。他除亲临前敌指挥战斗外；还向谭、郜等“倡议放弃苏州和南京，将全部太平军转移至广西”。

    谭绍光“反对此议，主张坚守，奋战到底。”郜永宽等“因为想要投降，也不同意忠王的意见。”

    ①李秀成虽然发现郜永宽等怀有“他心”，但却“不严其法”。他深知形势不妙，与谭绍光“恸哭而别”，离开苏州出屯金匮县伯渎沿线的茅塘桥，12月4日郜永宽等刺杀谭绍光，献城投敌。叛徒郜永宽等幻想用战友的头颅敲开“幸福之门”，但是李鸿章却踏着他们的尸体而升官晋爵。为了防止“降众复叛”和消除“尾大不掉之虞”，李鸿章和程学启密谋诱杀降将。杀降本为不仁之举，而李鸿章却以杀降“自娱”。据目睹者说：

    李鸿章在苏州娄门外军营会见并宴请郜永宽等8人，“甫就席，有军官自外人，投谍李公，李公就谍出。酒行，旋有武并八人，各手一冠，皆红顶花翎，膝席前，请大人升冠。降酋不知是计也，竟扬扬得甚，起立，自解其额上黄巾，手冠者俟其侧，从宫尽起，目注之。转瞬间，八降酋之头血淋漓，皆在武弁之手。”

    ②杀了“八降酋”之后，程学启立即派兵汹涌地闯进苏州，“无门不破，无处不搜，无人不魄飞天外”，仅在城内双塔寺庭院就杀害太平军3万人。有些外国人在惨案发生后20天，还“见到庭院地上浸透人的鲜血！”

    “抛满尸体的河道仍旧水带红色”，并“因亲眼目睹了人类屠杀的可怕证据而感到不寒而栗”

    ①。

    对于苏州杀降事件，清廷认为李鸿章“所办并无不合”，“甚为允协”。

    曾国藩也发出“李少茎杀苏州降王八人，……殊为眼明手辣”的感攻！然而，常胜军统帅戈登却极为不满，愤然离开苏州退至昆山，要求李鸿章辞去江苏巡抚，否则就攻击淮军，夺回常胜军所占城镇交还太平军。英国驻华陆军司令柏郎也自沪抵昆，与戈登商定常胜军由其节制，不再受李鸿章调遣。柏郎① 吟唎：《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下册，第563页。

    ② 王德森：《记程忠烈计诛降酋事》，《岁寒文稿》卷4，第16—17页。

    ① 吟唎：《太平夭国革命亲历记》，下册，第579—580页。

    还赶到苏州，“怒不可撄”，威胁李鸿章“备文认错，方有办法。”李鸿章说：“此中国军政，与外国无干，不能为汝认错。”柏郎“一怒而去”。李鸿章弄得焦头烂额，担心总理衙门“无力了此公案”，表示“愿受朝廷之罚，不欲开岛人之衅。”戈登并非是人道主义者，而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

    他与其说是痛恨杀降，毋宁说是痛恨杀降不利于进一步诱降；加之李鸿章“先调常胜军回驻昆山，未与人城之功”，失去抢掠之机，因而“忽生异议”。

    李鸿章想方设法消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