阁下密函见告。

    ①经此波折，李鸿章虽然有所收敛，但并没有屈服。他在受到曾国藩批评后，致函潘鼎新说：“湘军将帅，藐视一切淮部。如后生小子亦思与先辈争雄，惟有决数死战稍张门户。”

    ②怨恨之情，溢于言表。

    李鸿章在调兵的同时，还以后路筹饷自任。自1865年6月起至1867年1月止，督军剿捻的曾国藩实收饷银11069802两，报请核销总数则为11026452两，结余43350两。这笔巨款主要是由李鸿章负责在江苏筹集的。当时兵饷“根本在吴”，而厘金为其大宗。李鸿章认为苏省疮痍之后，农田荒废，钱漕多请蠲缓，“正项既不足以养兵，必须厘金济饷”。当时只有商业尚未减色，抽厘助饷，各省皆然，何况江海通衢，“利无钜于此者”。李鸿章依仗权势，横征暴敛，引起江苏士绅的强烈不满和严厉弹劾。1865年7月江苏吴江人、内阁中书殷兆镛和江苏常熟人、给事中王宪成先后上书抨击李鸿章在江苏“霸术治民”，“恃功朘民”，“不闻德政，惟闻厚敛”，岁人厘捐达4000万两，罪不容诛。清廷据奏谕今“李鸿章将不肖委员严加裁汰，厘卡仍以归并为主，俟军务肃清，再行次第裁撤”，并将江苏厘捐收支情况“造册报部核销”。这可以说是李鸿章跻身封疆之后遇到的第一次政治危机，因而“怆惘”不已。曾国藩也忧心忡忡，致书规劝：“惟末世气象，丑正恶直，波澜撞激， 仍有寻隙报复之虑。苟非极有关系，如粪桶捐、四千万之类，断不能不动色相争，此外少有违言，即可置之不问。……总宜处处多留余地，以延无穷之佑。”

    ①但是，李鸿章却深知问题的严重性，决意不顾“合诟忍尤”

    的师训，以攻为守。他致函友人说：

    自殷兆镛奏稿发钞，知者咸为不平，不知者藉以吓制， 而吴人或因此造谣抗闹，鄙人别无他计，做一日官，带一日兵，即办一日厘捐，与其病农，不如病商，况非真病也。如有旨离任督剿，必请责成后来者为办厘饷，否则必另拨有着之饷，否则弃军撤官可也。

    ②李鸿章首先安定僚属，说“我辈所争在是非不在利害，在理不在势”，其咎与怨皆鸿章一人任之，惟赖诸公随时确查弊端，就近整顿，以匡不逮。

    随即复奏辩驳，指责王宪成“不识时务”，殷兆镛“意存倾陷”，声称“殷兆镛以苏属巨绅，为贵近之臣，不以国家大局为念，乃倡为浮议，肆口诋诬，上以眩惑朝廷之听，下以鼓动愚民之气，远近传播，使有藉口，以遂其背公藐法之私。臣因不能不寒心，以后官斯土者，更无所措手。”

    ③李鸿章所以敢于抗疏辩护，是因为他自信前此有功于清廷，并看准清廷有赖于自己筹划剿捻的调兵、集饷事宜。他抓住时机，全力反击，“聊表心迹， 以观上意之从① 《曾文正公书札》，卷25，第37页。

    ② 《李鸿章致潘鼎新书札》，第33页。

    ① 曾国藩：《复李宫保》，《曾文正公书札》，卷24，第39页。

    ② 李鸿章：《复陈子奉观察》，《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6，第27页。

    ③ 李鸿章：《复奏殷兆镛等条陈江苏厘捐折》，《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9，第5页。

    违为进退耳。”

    ①清廷从维护自身统治的大局出发，对于李鸿章及其淮军，既想操纵之以为己用，又要抑制之以防不测，因而敷衍了此公案，虽然诏责殷、王等假公济私，要誉乡党， 但又以宏开言路为由，对殷、王等免于严谴。这种结局，李鸿章竟然以为“怨谤”“已蒙昭雪”，说诏旨“以厘卡断不可裁，殷王腾谤非是公明正大，令人感激涕零”

    ②。

    李鸿章以江督身份驻节的南京，原为六代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