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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自强与剿捻」-署理江督节制两湖
担心“一军两帅,牵制殊多”,而且也害怕失去对协源重地两江实权的控制。他致函曾国藩,先后提出两种应付方略。11月2日,即在接到清廷命令的第三天,他恳请曾国藩对于两江的人事安排“熟筹密陈”。他认为倘若自己视师河洛,吴棠必争江督一席,而吴棠“满腹牢骚,用人行政必多变局”。吴棠(字仲宣)是安徽盱眙(今属江苏)人,曾任南河、桃源、清河知县,署邳州知州,1861年升江宁布政使,兼署漕运总督。他早年曾有德于贫穷未达的叶赫那拉氏家庭,因而慈禧垂帘听政后,“圣眷颇隆”。李鸿章虽然恭维吴棠为“天子知名淮海吏”,是自己的“金石至交”,但考虑到吴棠既是慈禧亲信,又被曾国藩贬为“殊愦愦”,因而从派系利益出发,反对吴棠署理江督。他借助别人之口,道出自己的心声,建议调李瀚章为苏抚兼通商,而以丁日昌为苏藩,或调李瀚章署江督,而仍以丁日昌兼苏抚通商。李瀚章是他的胞兄,丁日昌“洋务既熟”,又与淮军“息息相关”。在他看来,只有他们才能稳定东南大局。他劝告曾国藩在择人问题上,“不可一味隐忍,此尤关系至要者。”11月4日他再次致函曾国藩,表示最好是维持现状,否则就彼此对调。所谓对调之说,是李宗裁提出的。李宗羲(字雨亭)深得曾国藩信赖,1858年调充营务处,1865年荐摆江宁布政使。他从湘系利益出发,提议曾、李对调。李鸿章对曾国藩说:

    顷于雨亭专差递函,附呈钧察。师门回任,此间亦多此议。鸿章深以为然。惟前次叩送时,奉谕决不回任,故不敢拟议及之。若朝廷即照目前局面,勿急更调最好。而鸿章恐贻贪位避难之讥,必不得已仍照雨亭所拟,请以鸿章代吾师剿贼,如尊意肯俯徇众望,回驻金陵,则后路大局,满盘俱活,不致掣动,此必待请示而后敢行,伏乞明训。

    ①曾国藩既然早有“决不回任”的表示,至今就只好主张维持现状了。因而,李鸿章便于11月25日复奏,婉转要挟清廷,说视师河洛,有“兵难远分,饷难专恃,军火难常接济三端”。

    清廷鉴于曾、李的这种态度,不敢强制,只得下谕:“该大臣等均能详察缕陈,使朝廷洞悉此中利害,实为有见,现在贼势趋重禹城,张树珊等攻剿正急,而南阳仅止张总愚一股,自不必再为更张”

    ②。

    但是,这场政治风波平息刚满一年,曾国藩就因被捻军打得狼狈不堪,而愧惧交加,称病请求开缺。清廷深知只有换马,才能消灭捻军,因而于1866年12月7日命曾国藩仍回两江总督本任,授李鸿章为钦差大臣,专办“剿捻”

    事宜。李鸿章对母亲说:“曾夫子自谓剿捻无功,精力太衰,不能当此大任,屡请罢斥,当蒙圣上照准,命曾夫子回两江总督任,授男钦差大臣,专办剿捻事宜。”

    ③翌年2月15日清廷任命李鸿章为湖广总督,仍在军营督办剿捻① 《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6,第46页。

    ① 李鸿章:《上曾相》,《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6,第47页。

    ② 周世澄:《淮军平捻记》,卷1,第14页。

    ③ 《李鸿章尺牍》,第32页。

    事宜,调湖南巡抚李瀚章为江苏巡抚,命署理湖广总督,以李鸿章的僚属郭柏荫、丁日昌分别署理江苏巡抚和出任江苏布政使,又以曾国藩的至友刘崐为湖南巡抚。这种人事安排,目的在于安抚湘淮两系,使三江、两湖连为一体,便于筹措剿捻军饷和稳定后方基地的政治军事局面。着名学者俞樾致函李鸿章表示祝贺:“历观载籍,无此遭逢,洵竹帛之美谈,衣冠之盛事。”

    ①而这也正是李鸿章努力筹谋的战略大计。他早就指出,欲图中原,东路以江苏为根本,西路以湘鄂为根本,“庶可大可久之计。”现在由于三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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