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谤议丛积”，旧病复发。天津教案尚未了结，江南又起波澜。8月22日两江总督马新贻被张文祥刺杀， 震动朝野。此事与裁撤之湘军有关。面对如此严重的“内忧外患”，清廷不得不借重李鸿章及其淮军。清廷起初是让李鸿章移师入直，预防法国水师侵扰；继而调李鸿章为直隶总督，以代替调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而湖广总督一缺，则令李瀚章调补。这次人事变动，标志着在清朝的政治天平上，李鸿章压倒了曾国藩。清廷让曾国藩从直隶移督两江，显然是为了推卸天津教案办理不善之责和借助其威望镇抚“江表疆，东南财赋”

    ③。曾国藩辞让不就，李鸿章致函劝慰：“谷山近事奇绝，亦向来所无。两江理大物博，断非师门莫办。”

    ④“若七年秋不妄更动，或谷山僻在海滨，竟免斯厄。每读负乘致寇之语，不禁瞿然。江介伏莽最多，非极威重，不足销无形之隐慝也。”

    ⑤在这里，李鸿章公然把曾国藩、马新贻的厄运，统统归咎于1868年清廷人事安排的失误，倾吐了长期郁积于心头的不满情绪。

    清廷谕令李鸿章受代畿篆，意甚深远。畿辅为首善之区，清朝统治中心。

    直隶总督系疆臣之首，肩负拱卫京师、就近顾问之责。清廷让李鸿章移督直隶，首先是想借重由他控制的淮军。

    1868年清廷曾因重视练军，不愿勇营参与畿辅防务，而谕令淮军移撤黄河以南。当时让曾国藩移督直隶的目的之一，就是借重其经验，整顿练军。

    直隶练军，始建于 1863 年直隶总督刘长佑。他用湘军营制办法改造绿营兵勇，使之从绿营营汛中独立出来，单独成军。共设6军，每5营为1军，军有统领，下设文武翼长。

    每营500人，6军共15000人。直隶练军虽经曾国藩进一步用湘军勇营的治军精神加以改造①，取得了一些成效，但仍无力单独保护畿辅。而湘军早已衰败，曾国藩督直时并没有嫡系武装以作后盾，只得依恃淮系铭军，摆脱“孤立无助”的困境。淮军装备和操练的近代化程度，超越所有清军而独占鳖头，是当时最精锐的部队。清廷环顾左右，认识到要确保京师安全，只有借重淮军。李鸿章不仅是淮军的统帅，而且具备外交的经验和才能。正如工部尚书毛昶熙所说：李鸿章“昔在江南，曾能驱策洋将，使为我用。知己知彼，成竹在胸”

    ②。清廷以李代曾总督直隶，就是企图依靠李鸿章及其淮军安内攘外，防患固本。李鸿章深知清廷用意，也就更加“赤胆忠心保皇朝”了。

    他上疏“恭谢天恩”，并陈述施政方略。他说：

    兹蒙简命，调任畿疆，值海防吃紧之秋，正臣职难宽之日。惟畿辅要区，为皇都拱卫，根本大计，纲纪攸关，稍存瞻顾之心，③ 李鸿章：《调任直隶谢恩折》，《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16，第50页。

    ④ 李鸿章：《复曾相》，《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0，第23页。

    ⑤ 李鸿章：《皇曾相》，《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0，第23页。

    ① 曾国藩对刘长佑制定的直隶练军章程进行了改革，简文法，实行湘军那样简单的营规；改变过去上下分权、层层牵制的办法，实行事权专一；改革兵丁选拔办法，练军兵丁不再由底营负责挑选，练军营官有奖拔之权；改变粮饷发放办法，兵丁一旦挑入练营，即将底营饷额裁去，由练营统一发饷；马步分立，马匹一律改为私马；取消5营为军的编制，各军所辖营数不等。（参阅皮明勇：《晚请“练军”研究》，《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1期）②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77，第22页。

    即昧公忠之义。现在津案未结，河工待修，凡柔远能迩、练军、保民诸事，皆当规划闳远，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