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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富强相因」-移督直隶
,“尤为目今要务”。畿辅重地,形势严峻,“外人窥伺,内匪窃发,刻刻堪虞”,而绿营官兵腐败不堪,从中挑选加饷操练,“外貌即似整齐,实恐难当大敌”。因此,他一面奏调淮军“为拱卫畿捕之师”,一面整饬练军,装备近代枪炮,增加洋枪教官,努力提高其战斗力。平时以淮军守卫海口,练军镇守内地要冲,一旦外敌入侵,练军也被调往沿海助战。

    李鸿章深知“备位近畿”,必得“要路之助”,方能立足。然而,他环顾左右,触绪增悲。他师事近卅年、“患难相依最久,艰难时局赖共支持”

    的曾国藩,不幸于1872年3月突然病逝,这使他“忧悸欲绝”,“夜阑依斗,辄用愀然”。此时此刻,他只能表示继承乃师衣钵,使“薪尽火传”,却再也得不到“仙逝”者的余荫了。他原先所赖以疏通慈禧的奕䜣,也江河日下,“晃荡不能立足”。慈禧对奕䜣采取两面政策,既让他主持“权而要”的军机处和总理衙门,又利用顽固派奕譞、李鸿藻牵制他。奕譞是道光第七子,奕䜣异母兄弟,慈禧妹夫,1851年封为醇郡王,1872年晋封醇亲王。慈禧把他拉过来,使之由奕䜣的支持者变为反对者。奕譞“疾其兄之专权,久有眈眈之意”。李鸿藻(直隶高阳人,字寄云,号兰孙),咸丰进士,1861年诏为太子载淳师傅,1864年摧内阁学士,署户部尚书。慈禧于1865 年底把他派入军机处,使之同奕䜣唱反调。奕䜣“当国,阴行肃顺政策,亲用汉臣”,李鸿章“尤所倚赖”

    ①。然而,奕譞、李鸿藻却秉承慈禧意旨,抑制奕䜣及其所“倚赖”的李鸿章。1875年1 月同治载淳病死,慈禧为了继续垂帘听政,独揽大权,强立奕譞之子、年仅四岁的载湉为帝,改元光绪。奕譞“挟太上之尊,树用私人,结党相倾,恭王之势渐孤”

    ①。李鸿藻也依仗军机大臣的职权和门生故旧众多的条件,“引荐端士”,把大批新进的御史、翰林聚结在自己周围,壮大声势。这些人自视甚高,大胆敢言,议论风发,专事搏击,号称“清流”,有“四谏”、“十朋”等名称。其中张之洞、张佩纶尤为李鸿藻所器重。张之洞(字孝达,号香涛,晚号抱冰,同治进士)历任翰林院侍讲学土、内阁学士等职。张佩纶(字幼樵,又字篑斋,同治进士)历任侍讲、署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等职。他们都是直隶人,李鸿藻籍隶高阳,张之洞祖籍南皮,张佩纶家乡丰润,固结门户,相互利用。时人有云:“二张一李,内外唱和,张则挟李以为重,李则饵张以为用,窥探朝旨,广结党援”

    ②,“排斥异己”,主张整饬纪纲,反对列强侵凌,但对“师夷长技”则因人而异。

    清流派的崛起,并不是清政府允许议政的表现,清流派成员也绝不是真能改革朝政、抵抗侵略、打倒权贵的勇士。相反地,清流派是从封建统治阶级内部洋务派与顽固派、湘系集团和淮系集团斗争的夹缝里钻出来的一种舆论力量,实质上是清朝统治者面临危机时进行调节的工具,是掌握最高统治权的慈禧操纵不同政治派系力量天平上的砝码,而其主要倾向则是暗中放任“清流”议论时政,当作“公论”、“清议”来牵制奕䜣、李鸿章等洋务派。因而在同光之际,针对奕䜣、李鸿章的政朝迭起。

    1872年御史李宏谟奏请直隶添设巡抚。11月28日邸钞刊登上谕说:“御① 刘体智:《异辞录》,卷2,第22页。

    ① 胡思敬:《审国病书》,近代中国史料丛编,第445辑,第1257页。

    ② 李慈铭:《越缦堂日记》,詹詹录,下,第32页。

    史李宏谟奏直隶政务日烦请添设巡抚一折,着军机大臣会同该部议奏”

    ③。按清制,早在乾隆二十八年就裁撤了直隶巡抚,巡抚事务由总督兼任。李鸿章就任直督兼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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