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在1868—1875年间制成6艘木壳兵轮。李鸿章认为，其中1873、1875年相继下水的“海安”、“驭远”两轮，“在外国为二等，在内地为巨擘。”及至1876、1885年又先后制成铁甲兵轮“金瓯”号和钢甲兵轮“保民”

    号。从制造木壳兵轮、铁甲兵轮到制造钢甲兵轮的演进，标志着沪局造船技术的不断提高。宁局的情况与此相仿，规模有所扩充，设备有所改进，到 1879年计有机器厂三，翻沙、熟铁、木作厂各二，还有火箭局、洋药局、水雷局等，能够制造炮位门火、车轮盘架、子药箱具、开花炮弹、洋枪、抬枪、铜帽、大炮、水雷等。津局也不例外。李鸿章在接办时就认为“该局规模粗具，垣屋尚须加修，机器局尚须添制，火药亦尚未开造，自应就此基绪，逐渐扩充”。在他的经营下，津局分设东西两局，扩建厂房，添购机器，增设铸铁、熟铁、锯木、洋枪、枪子、炼钢等厂，以制造枪炮、子弹、火药、水雷为主，辅之以修造船舰等。80 年代，李鸿章颇为自豪地声称津局为“洋军火之总汇”。据不完全统计，沪、宁、津三局从创办到1894年，消耗资金2454万余两，占清政府投入近代军工企业经费总数5千万两左右的一半。

    随着时光的流逝，沪、宁、津三局内部，封建的管理制度同先进的技术设备的矛盾日趋激化。每换一次总办，即添用心腹委员30至40名，陈陈相因，有增无减。其中多系滥竽充数，“或且九九之数未谙，授以矿质而不能辨，叩以机栝而不能名，但求不至偷工减料已属难得，器械利钝，悉听工匠指挥，茫无分晓”

    ②。有些人营私舞弊，“购料则价不实，工作则时废弛，材料则任便作践，成货则或致盗窃，出售则价或分肥，即不然用人或碍于情面而多冗员，办事则狃于请托而多迁就，以乱章为圆到，以姑息市私恩。甚或苞苴公行，干俸累累。……似此种种弊窦，层层朘削，安有不赔累倒闭者哉！”

    ①沪、宁、津三局仍然坚持“雇洋人，购洋器，用洋法”。宁局的马格里不懂军火制造，1875年由于他所督造的大炮在大沽炮台演放时一再爆炸，变成废物，被李鸿章撤职。此后宁局为节省资金，遂用华员监督，不再雇佣专职外国技师，每年请沪局外国技师前来数次，进行技术指导。津局在崇厚主政期间，“专任领事官英人密妥士，将成尾大不掉之势”。李鸿章接办后，便“精练华工，酌裁洋匠，并将主持局务之洋员密妥士撤退。”

    ②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李鸿章从此就再也不仰赖洋匠了。事实上，他在撤掉密妥士之后，就“另募熟手接办”。所谓“熟手”，就是指麦伊儿瑞斯、司图诺等人，前者作为工程师曾任津局监督多年，后者曾任津局总工程师。他们不同于密妥士的，是既懂技术，又不揽权。沪、宁、津三局的生产途径，都是先向外国购进机器物件，然后在“洋人指授”下慢慢地学着仿造。这种先“购置”，后“学制”，“事事依样葫芦，一成不变”的作法，结果只能使自己成为长久的落伍者。严酷的现实，使李鸿章逐渐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1876年他上奏清廷说：

    窃谓西洋制造之精，实源本于测算、格致之学，奇才迭出，月异日新。

    ① 《光绪十九年六月十六日宜隶总督李鸿章等奏》，《洋务运动》（四），第68页。

    ② 胡燏芬：《上变法自强条陈疏》，《皇朝经世文三编》，卷16，第2页。

    ① 《郭春畲对问》，《直隶工艺志初稿》，从录，下，第15页。

    ② 《光绪七年八月初二日直隶总督李鸿章奏》，《洋务运动》（四），第261页。

    即如造船一事，近时轮机铁胁一变前模，船身愈坚，用煤愈省，而驶行愈速。

    中国仿造皆其初时旧式， 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