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道路，于 1878、1883、1893年三次同英国太古、怡和轮船公司签定了统一运价、联合垄断的“齐价合同”。这个“齐价合同”是以“专为抵制洋轮”而自诩的轮船招商局与英国太古、怡和轮船公司暂时妥协的产物，虽然对于轮船招商局增加水脚收入和企业资本积累不无裨益，但却促进了英国太古、怡和轮船公司在华侵略势力的扩张，箝制了我国民族资本航运业的发展。时人评论说：这个“三家合同，但能压抑华商，不能遏制外人，西人决无此措施， 自锄同类，背道而驰。”

    ②轮船招商局不仅与洋轮签订“齐价合同”，而且在乞求外债上也抢先走在最前列。李鸿章兴办民用企业，在70年代完全依靠垫借官款和招商集股，及至80年代便把借用外债问题提上了议程。1880 年末，淮系将领刘铭传提出暂借洋债修筑铁路的建议，李鸿章立即上疏表示支持，说造路所需经费“自必不赀。现值帑项支绌之时，此宗巨费，欲筹之官则挪凑无从，欲筹之商则散涣难集，刘铭传所拟暂借洋债，亦系不得已之办法。”他认为“借债以兴大利，与借债以济军饷不同。盖铁路既开，则本息有所取偿，而国家所获之利又在久远也。”李鸿章既主张“借洋债以兴大利”，企图借助外国贷款兴办民用企业，以便谋取“久远”之利；又担心外国势力凭借贷款侵害中国的财政和民用企业的主权，因而提出了三项防范性的规定：为防止洋人把持铁路，“一切招工、购料和经理铁路事宜，由我自主，借债人不得过问”；为防止洋人诡谋占据铁路，“不准洋人附股”，“不得将铁路抵交洋人”：为防止外国势力借铁路债款侵害中国财政，要事先议明借款“由国家指定日后所收铁路之利陆续分还。”他明确表示，“界线既明，弊端自绝，不如是则勿借也。”

    ①李鸿章对举借外债的态度，不能说是错误的，问题在于他在借款的实践中往往屈服于洋人的压力而被迫改变初衷。1883年上海金融市场由于外国金融势力的干扰，酿成了一场严重的货币危机。是时轮船招商局运营资本周转失灵，加之“商股难招”，李鸿章便批准该局从英国资本抬和、天祥两洋行借贷747千余两，以码头、仓库作为抵押。这次抵押借款为洋务派民用企业举借外债度日开了一个先例。1884年轮船招商局为躲避中法战争的破坏，将全部财产以525万两代价售与旗昌洋行，约定在战争状态结束后照原价赎回。到了1885年，轮船招商局既要偿还怡和、天祥两洋行欠款，又须赎回抵押旗昌的财产，但因“无款可筹”，便又以全局轮船、码头作为抵押品，向汇丰银行告贷30万镑（合银1217140两），年息7厘，以金镑计算，由于银价猛跌，汇率剧变，使以白银折算金镑还债的轮船招商局遭到了数十万两的损失。这次贷款不仅是外国资本的高利盘剥，而且是外国资本蓄意侵蚀企业主权的行动。因为汇丰贷款的主要条件是：“合同订立乏后，汇丰派一监理之洋人。该洋人可以随时查看局中帐簿，并验看各船产业。其人薪水由招商局给发”，“每年有妥当者二人，估局中各产物轮船（产业价值），俟三十万镑金并利还清为止，此二人由汇丰派往，其薪费等项均由招商局付出”；① 费维恺：《中国的早期工业化》，第128页。

    ② 经元善：《居易初集》，卷2，第42页。

    ① 《光绪六年十二月初一日直隶总督李鸿章奏》，《洋务运动》（六），第145—146页。

    “招商局和汇丰往来银款”，“均由汇丰经手”；“如招商局不能照上列各款依时办理，汇丰可以有权全行收取，或摘取局中船只各物业，可出卖、可出赁、可出典，听凭汇丰主意。”

    ①30万镑借款，原定分10年还清，但直到1895年议定续借20万镑贷款时，尚未付清，致使轮船招商局产权长期旁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