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轮船也必将因无煤而寸步难行。中国煤铁矿藏丰富，外商垂涎三尺，处心积虑地攫取中国内地煤铁开采权。他认为中国“诚能设法劝导官督商办，但借用洋器洋法而不准洋人代办，此等日用必需之物，采炼得法，销路必畅，利源自开，榷其余利，且可养船练兵，于富国强兵计，殊有关系。”他还警告说：若不“因时为变通”，而“徒墨守旧章，拘牵浮议，则为之而必不成，成之而必不久，坐让洋人专利于中土，后患将何所底止耶！”

    ①经过李鸿章、左宗棠和沈葆桢等的力争，清廷不仅否定了宋晋的停造轮船的主张，而且为洋务派兴办轮船捂商局和用西法采煤炼铁开了绿灯。

    轮船招商局是洋务活动由军工企业转向民用企业、由官办转向官督商办的第一个企业。李鸿章奏办的主要目的，在于“无事时可运官粮客货，有事时装载援兵军火，藉纾商民之困，而作自强之气”

    ①，为中国数千百年国体、商情、财源、兵势开拓地步。1872年10月在上海开始筹备，翌年1月正式成立，决定招商集股，并暂借官款以应急需。起初以浙江海运委员、候补知府朱其昂为总办，半年后重新改组，以唐廷枢为总办，徐润、朱其昂、盛宣怀为会办。盛宣怀（江苏武进人，字杏荪，又字幼勖，号愚斋、止叟）出身官僚世家，1870年经杨宗濂推荐，投入李鸿章的幕下，很快获得信任，以行营文案兼充营务处会办开始了宦海生涯。李鸿章看出盛宣怀抱有“办大事”、“作高官”的野心，便投其所好，使之以为己用。经盛宣怀的穿针引线，李鸿章罗致了着名的怡和洋行买办唐廷枢和宝顺洋行买办徐润参加轮船招商局，促进了封建官僚与买办的结合。李鸿章所以需要和罗致以唐、徐为代表的买办，主要是因为买办和洋人关系密切、资力雄厚、富有管理新式工商企业的经验。李鸿章企图借助买办引进西方技术、筹集资金和管理新式企业。

    而李鸿章所创办的民用企业，对于买办来说，既提供了经济上的利益，又准备了政治上的晋身之阶，使之成为“久贾而官”的人物。唐、徐在轮船招商局，既是官方的代表——总办和会办，又是股东的代表——商总和商董，兼有“官”、“商”的双重身分，成为掌握这个企业经营大权的主宰。唐、徐任人唯亲，重用同乡，局中“执事者，尽系粤人”，总、分局以及栈、船总管，“非唐即徐”。1880年湘籍国子监祭酒王先谦奏参盛宣怀、唐廷枢把持局务、贪污盗窃、任意妄为，指名请饬两江总督、南洋大臣刘坤一查办，并以轮船招商范围大多“均南洋所辖地面，事权分属，呼应较灵”，应由南洋大臣“专派妥员总理，以便核定章程”，饬令详筹妥办。刘坤一复奏，一面为唐廷枢开脱，认为他“功过相抵”，应“免其置议，仍令会同徐润将招商局照旧经理”；一面痛斥盛宣怀“滥竽仕途”，企图驱逐盛宣怀，并化官款为官股。王、刘一唱一和，目的在于向李鸿章夺权。李鸿章深悉个中奥妙，极力庇护盛宣怀，声称盛氏“于大局有功无过”，并坚持官本分年拨还，所缓官息，则到官本清还以后再议。清廷为了平息事端，不得不在湘淮两系之间搞些平衡，一面将盛宣怀交李鸿章“严加考察”，不准他“再行干预局务”；一面申明招商局“应由李鸿章主政”，官款处理办法“应如李鸿章所称办理”。

    ① 李鸿章：《筹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19，第44—50页。

    ① 李鸿章：《轮船招商请奖折》，《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25，第4页。

    盛宣怀虽然离开了招商局，但没过几年就又靠李鸿章“维持斡旋”而卷土重来。李鸿章将唐、徐先后他调，并于1885年札委盛宣怀为督办，马建忠、谢家福为会办。经过这次“整旧重新、抽帮换底”的改组，轮船招商局的“商办”大为削